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孝文帝改革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公元534年七月的一天，一位身着龍袍的青年男子率領着一羣身着蟒袍的人以及穿着官服的人行色匆匆地離開了北魏帝國的首都——洛陽城。這羣人一路向西，不久便抵達了長安城，關隴集團首腦宇文泰率領一衆心腹將這位青年男子與隨行人員迎接進城。
這位青年男子便就是北魏帝國的末代君王——孝武帝元修，這次事件被史家稱之爲“孝武帝西遷”。
不久，掌控北魏朝政大權的權臣高歡宣佈罷黜孝武帝元修的皇位，改立元善見爲帝，遷都鄴城，是爲東魏孝靜帝。這一事件代表着北魏帝國正式分裂，走向滅亡，此時距離那位銳意改革的孝文帝去世僅僅只過去了三十五年。
我們都知道，史家對於馮太后與北魏孝文帝祖孫二人實施的改革評價是相當高的，甚至毫不吝嗇地以“奠定此後三百年的新時代政治基礎”來來評價這場改革。那麼，爲什麼在歷史一場評價如此之高的改革，僅僅在改革主持者死後三十五年便使得一個統一北方的大帝國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呢?
於是乎，人們開始討論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與北魏滅亡之間的聯繫。
我們今天不妨就“北魏孝文帝改革對北魏帝國究竟是利是弊，孝文帝本人對北魏帝國是有功還是有過?”這一問題探討一番。
我們先來看看孝文帝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革，又稱“太和改制”，大致以公元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爲分界線。
在此之前，這場改革主要由文明太后馮氏主持，主要是在北方經過了百餘年的戰亂，兩漢、魏晉以來的政治、政治以及軍事體制已經被摧毀殆盡的基礎上，通過施行“均田制、“三長制”、“租調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新建立起了一個影響此後數百年的官僚體制，即利用“均田制”、“租調製”重新確立了北魏的稅收體制，保證朝廷有着穩定的財政收入;利用“三長制”加強了北魏帝國對基層百姓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和統治矛盾;利用“班祿制”推動了鮮卑貴族的官僚化。這一系列的改革由馮太后佈局，孝文帝最後完成，使得北魏帝國超越前趙、後趙、前秦等政權，開創了一個屬於新時代的全新制度。
在此之後，這場改革由孝文帝主導，主要是在遷都洛陽之後，爲了增強改革集團的實力，使得改革不至於出現“人死政廢”的情況，孝文帝實施了一系列如着漢服、改漢姓、禁胡語的漢化措施。這一系列的改革，在擴大北魏統治基礎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使得北魏帝國的統治階級內部分化，如果孝文帝能夠長壽，這一切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奈何老天並沒有給北魏帝國這一機會——孝文帝於公元499年病逝於南征途中，享年三十三歲。
隨着孝文帝的去世和後繼者的無能，孝文帝的改革不得不被暫停了下來，在短時間內，因孝文帝餘威尚存，這一切的矛盾都被隱藏了下去。可是，隨着孝文帝的餘威不再，北魏帝國終因孝文帝改革的遺留問題，引發了“六鎮起義”、“河陰之變”等一系列的反漢化的變亂，北魏帝國在變亂之中走向了滅亡。
那麼，我們回到那個問題——北魏孝文帝改革對北魏帝國究竟是利是弊，孝文帝本人對北魏帝國是有功還是有過?
看待歷史，我們不能以絕對的眼光去看待，也就是說，北魏孝文帝改革對北魏帝國有利有弊，孝文帝本人對北魏帝國也是有功有過的。
如果你要問，對北魏帝國而言，孝文帝改革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筆者只能回答：進行改革的話，北魏可能會亡國;不進行改革的話，北魏一定會亡國!
我們都知道，在西晉滅亡之後，“中原陸沉”，各民族、各政權在征服的過程之中，都對其他民族進行了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北魏也不例外。雖然隨着北魏帝國統一北方，民族矛盾日趨緩和，但是因北魏統治階級的不斷剝削，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到了孝文帝即位之初，北魏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之中，北魏已然有些面臨“疲於奔命”的窘境了。
你說，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是馮太后、孝文帝祖孫的話，你會等死還是選擇放手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