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一般性定義極爲廣泛，其爭議遍及古今。民族主義的例子極其多樣，論及民族主義不時引致極端性的情緒，使得表述並定義民族主義極爲困難。一個反覆發生的爭議是，人們以自身地區性的經驗來定義民族主義。對布列塔尼的民族主義者而言，國家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之爭爲論戰焦點;對其他地區而言，其間的差異或無關緊要。民族主義的支持者經常擔憂，因民族主義衝突所產生的負面結果、種族衝突、戰爭、與內政上的衝突，會歸結至民族主義本身，導致旁人以負面角度看待民族主義的一般性觀點。他們認爲經由最負面的觀點看待民族主義爲扭曲原意。過份強調爭端，定將對一般性爭論的注意力轉移至民族國家的特徵等個案。
民族主義者的運動不一定聲稱自己的國家優於他國。他們或者就是主張，一個民族在容許自治的情況下，最好能夠分離，即民族自決之原則。然而，這經常承受來自有不同身份認同與法統的“敵對陣營”作意識型態上的攻擊。在以巴衝突中，雙方皆主張對方並非真正的民族，故無權建國;沙文主義(chauvinism)與極端愛國主義(Jingoism，主張對外實行戰爭政策)過份主張民族間的優越性;民族性的刻板印象極爲常見，多具侮辱性。以上這些都是民族主義運動者擡頭的現象，也值得注意，但不足以成爲民族主義的一般性理論基礎。極端類型的民族主義者幾乎全然自認爲本國優於他國，而最極端的民族主義甚至會尋求摧毀非我族類的文化，導致種族滅絕以及世界性的浩劫。
首次對民族主義之研究爲民族主義運動者的整體性的歷史論據。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十九世紀末對民族主義運動所提供的政治性分析，後來活躍於中歐與東歐。民族主義大部分的社會學理論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若干的民族主義理論爲民族主義者自身所顧慮之爭議，如屬不屬於同一民族，以及“歸屬”一詞的確切意義。新近的一般性爭議專注於潛在性的爭議，以及國家民族孰先孰後的問題。民族主義運動者自認代表現存之民族，與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相互一致，將民族─至少是族裔團體─視同兩千年前的社會現實。
現代主義理論暗示，在公元1800年之前，並無人對居住地以外之處效忠。在歐洲，民族認同與國家一統爲因應經濟與社會現代化所需，自上而下所強加。據此，民族主義衝突爲意料之外的副作用。
較新的民族主義理論受後現代主義所影響，強調民族爲社會結構現象。潘乃迪克·安德森將民族表述爲“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恩斯特·格爾納(Ernest Gellner)評論道：“民族主義並非民族自我認知的覺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處虛構出(invent)各民族。”(安德森與蓋爾勒的“想像”與“虛構”等詞爲描述用的中性用法，並非暗示民族爲虛構或者想像。)現代的理論則視印刷術與資本主義等事物爲民族主義之所必需。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則提出綜合傳統與後現代的觀點。據史密斯所言，形成民族的先決條件爲(現存或歷史上的)確定的祖國、高度自治、具敵意的環境、爭鬥的記憶、宗教性的核心、語言文字、特殊的習俗、歷史記錄與想法。史密斯認爲民族經由全體人民(非僅精英份子)、法制與政治體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國際承認、與劃界等條件的匯聚，而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