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明朝藩王制度，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朱元璋建國後，出於防禦元朝殘餘勢力、轉移軍權的現實考慮，以及配合廢除宰相制度、防範權奸的需要，從而建立分封制，大封自己的兒子們爲藩王。因此，洪武時期，各位藩王不僅擁有極大的軍事權力，也擁有節制布政司的權力，也就說他們有軍權也有政權。
建文帝登基以後，嘗試削弱諸藩權力，引發靖難之役。燕王朱棣登上皇位後，他深知藩王擁兵的弊端，因爲他自己親身經歷過，所以他繼續推行建文帝的削藩政策，通過遷封、削減王府護衛、解除諸王軍事指揮權等方式，削奪諸王軍事權力。但成祖削藩並不徹底，直到宣德一朝，削藩方纔徹底完成。
經過朝廷的削藩和日加嚴苛的藩禁政策，藩王雖然衣租食祿，享受優厚物質待遇，但在權力體系中地位微弱，不僅完全淡出朝堂，而且不許議論朝政，不得與官員聯姻及結交，甚至個人的行動自由也受到極大的限制。這一狀態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改變。
明初的藩王制度是以地方軍事權爲核心，也就是朱元璋想讓自己的兒子們出鎮地方，以此來拱衛京師。
雖然是自己的兒子，老朱也對兒子們進行限制。
《祖訓錄》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聽王令旨，凡百徵進，若合於理，惟命是聽。其護衛兵系本國軍馬，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凡遇有警，不分緩急，本國及常選軍馬並從王調遣。
《皇明祖訓》對諸王權力已多方限制，比如撤銷了和平時期諸王對都司衛所的指揮權。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
這對內地諸王的軍事權是一個很大的削弱，但由於北邊經常面臨與蒙古的戰事，所以這一更改對北邊諸王的權力並未構成明顯的影響(朱棣就是最好的例子)。朱元璋晚年也意識到藩王權力過大的問題，於是就着手讓建文來做，建文開始削弱藩王們，就逼反了朱棣，朱棣當上皇帝之後深知藩王擁兵的危害，於是就更加地對藩王們進行打壓。
經建文、永樂兩朝的削奪，大明朝廷全部收回了王府的軍政權力，明朝的分封制度從政治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解除了藩王們對王室的威脅，也使藩王們失去了拱衛京師的作用，以至於藩王們只能花着國家的錢而啥也不能幹。
對於親王而言，宗祿和莊田是他們以犧牲政治權力爲代價，而獲得的經濟補償。對於下層宗室而言，宗祿口糧是他們的基本生存保障。郡王則處於親王與下層宗室之間，作爲中間階層，其生存狀況雖比不上親王，但比下層宗室又好很多。朝廷對宗室的供養制度，大筆的宗祿支出加劇了明朝的財政困境。
在明初，共封25王，當時看來並不多，並且明初國家強盛，養着他們也沒什麼。但是把他們的子孫後代按親疏分等級由國家全包起來。其宮室造作、婚喪嫁娶等由政府支給祿俸。 這就是一步差棋，因爲自朱棣之後，藩王們只能被圈養，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老朱的本意。
建國之初，分封子孫於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一二百年過去後，在各地繁衍出的數量十分驚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間只有一位晉王，到了嘉靖年間，有封爵的皇室後代已增長到1851位。洪武年間河南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萬曆年間，已有了5000多個皇族後代。
到了嘉靖初年，明朝的宗室總數，就比明初膨脹了上千倍。萬曆年間，總數長到三十多萬，明末天啓年間，更有六十多萬。
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朱樘彙報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老慶成王朱鍾鎰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紀錄，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以致出現了這樣的尷尬場面：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面，都要先由人介紹一番，否則彼此都不認識。正所謂“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皇族們的俸祿直接來自各地的財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幾何式增長，意味着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晉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萬石，到了嘉靖年間，增長到87萬石。河南周王府，由1萬石增長到69萬石。
洪武時期，藩王政治權力極大，歲祿與賜田是朝廷對諸王進行供養的一種方式。靖難之後，藩王幾乎不具備任何實際政治權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朝廷大量賜予諸王歲祿和莊田。
是啊，反正不讓做事，又有國家養着，生孩子還能拿俸祿，那爲什麼不生呢?
明王室人口的暴漲也帶來了問題：
一來，這麼多皇族宗室帶給國家的是巨大財政負擔。
二，王爺的增加，必然導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擴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皇族手中，老百姓耕地面積減少，社會矛盾增加。
三，皇族往往與鉅商相勾結，進行行業壟斷。這些親貴利用自己的關係，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轉手批給商人，再從商人那裏分得鉅額利益，這樣往往受苦的是老百姓。
老朱建立的藩王制度在其死後不久就改變了性質，偏離了老朱的本意。藩王們不但失去了屏護京師的作用，還成爲了明朝的一大累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