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孟子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孟子名軻，是戰國中期鄒(今山東鄒城。一說當時屬魯)人。孟子的先世是魯國公族“三桓”中的孟孫氏，到孟子時代，孟孫氏已經衰落下來。孟子幼年喪父，母親從事女織，家境比較貧寒。
孟子是在嚴格的家教中長大的。據《列女傳》和《韓詩外傳》，孟子年幼時，他家居住在墳地不遠處，孟子做遊戲時便學習埋葬死人，孟母唯恐對孟子影響不好，就搬了家。這回他們住在集市附近，可孟子又學商販叫賣，孟母便再次搬家。這次是搬到學校旁邊，孟子便從此學習禮儀，“設俎豆，揖讓進退”。這就是“孟母三遷”的故事。又傳，孟子小時候不愛讀書，貪玩好耍，孟母質問他，他卻說是去找丟失的東西。孟母很生氣，就用刀把正織着的布割斷，並趁機教育孟子說：“要你讀書，就是希望你成名。現在你不讀書而去玩耍，就像割裂織布機上的布一樣。學習不努力是不行的。”這就是“斷機教子”的故事。
孟子稍長，從學於子思的弟子。孟子通曉五經，尤其長於《詩》《書》《春秋》。他雖然沒有直接受業於子思，但卻屬於子思學派。他的思想與孔子、子思一脈相承，以子思和孟子爲代表，又形成了“思孟學派”。
作爲孔子的崇拜者，孟子一生的出處進退也與孔子相似。經過青年時期的刻苦學習和鑽研，孟子在後來便開業授徒了。孟子認爲人生最大的快樂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年以後，他懷着政治抱負遊歷各國，但終不見用。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後的二十幾年遊歷各國外，主要從事教育事業。孟子的弟子雖不及孔門弟子的數量多，但僅就《孟子》一書所記，可考者也有十幾人，如公孫丑、萬章、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等。
當時，學士們遊說諸侯的風氣盛行，爲了宣傳儒家的學說，孟子學成後，也“以儒道遊於諸侯”，企圖憑藉諸侯國君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據學者考察，孟子先後到過魏、齊、宋、魯、滕等國，但都“與所如者不合”，雖然他也每每受到諸侯國君的優遇，卻一直沒有受到重用。最後只得回到鄒地，與萬章等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一書。
作爲戰國時期的着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繼孔子之後的又一位儒學大師。他繼承併發揮了孔子的學說，奠定了孔孟之道的基礎，對光大儒學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孟子的宣揚，戰國時的儒學才成爲諸子之學中的“顯學”。正因如此，後世的學者十分推崇孟子，漢朝的學者把《孟子》一書視爲輔翼經書的“傳”，並設立博士官進行研習;唐朝的韓愈提出道統說，他把孟子看成儒家道統的嫡傳;五代時期的後蜀主孟昶刊刻石經，《孟子》亦爲其一;宋代以後，隨着理學的興起，學者們更多地談論心性等問題，由此出現了孟子地位的“升格運動”：北宋神宗時封孟子爲鄒國公，與顏回、曾子、子思一起配享孔廟;南宋的朱熹則把《孟子》一書列入“四書”，孟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元朝，元文宗加封孟子爲鄒國亞聖公;明朝景泰年間與孔子同去臣爵，尊爲亞聖孟子。這樣孟子成了孔子以後被後儒尊崇的又一位“聖人”。
孟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諸子並起、百家爭鳴的時代。當時與儒家對立的，以墨家和楊朱勢力最大，所以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又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墨。”(《孟子·盡心下》)可見，當時的思想界，儒、墨、楊有三分鼎足之勢。孟子繼承孔子的衣鉢，以孔子的保護者和儒家的衛道者自居，闢楊、墨，正人心，扞衛孔子之道。他對孔子思想作了系統的闡發，既有繼承，又有改造。
孔子的思想學說以“禮”爲核心，爲了論證和闡發自己“禮”的思想，他又較多地談到“仁”，用以解釋“禮”，或者把“仁”作爲“禮”的最終目標。孔子的政治思想，即主要在於健全“禮治”，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統治秩序，他的以仁愛爲中心的道德思想體系便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孔子以後，孟子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體系的政治理論——“仁政”學說。孟子的這一思想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發點和目的在於“得天下”“王天下”。孟子以此學說遊說諸侯，但在那種特殊的時代，決定了他也與孔子那樣被譏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雖然不得意於諸侯，但他卻有堅定的信念，認定“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孟子·滕文公下》)，並以此着書立說，教授生徒。www.gs5000.cn
孟子“仁政”學說的綱領在於“制民之產”。要實現王道政治，必須有一定的物資基礎，孟子認爲，“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應當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談得上安居樂業，才能談得上去遵守一定的道德規範和行爲準則，社會纔能有序。所以當政者應當把土地分給農民，使每家各有“私田”百畝，中間有百畝“公田”，由八家共耕，以使“耕者助而不稅”。爲此，孟子不但重視農業，主張“不違農時”，“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而且主張“省刑罰，薄稅斂”，藏富於民，“取於民有制”。
爲了實現“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爭取民心的主張。他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而得民心，就應該與民同樂，因爲“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從這個前提出發，孟子提出了“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下》)的着名命題，認爲國君“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把人民提到了比社稷還高的地位。
尊賢重士也是孟子“仁政”的重要內容，他認爲，國君要“王天下”，帶來政治上的益處，就必須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爲：“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孟子·告子下》)前代的聖王霸主取得天下，無一不是如此。
孟子還十分重視對人民施行教化，這也是其“仁政”學說的特點之一。在孟子看來，人民有了穩定的經濟生活，僅僅是“王道之始”，只有進而對人民施行教化，才能完成王道政治的實現。這與孔子“富而後教”的思想如出一轍。他推崇古代聖王的教化能力，一再談及應該“謹庠序之教”(《孟子·梁惠王上》)，“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孟子·膝文公上》)。他把庠序之教與政治、經濟並提，有時甚至提到政令之上，把教育看成施行王道政治的根本途徑。
在世界觀上，孟子也是孔子“天命”論的繼承者。孟子說：“《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他還說：“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他認爲人應“思誠”，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人做到了至誠，就能感動上天。
“孟子道性善”，他認爲人的道德品質如仁、義、禮、智等乃是人性固有的，與生俱來的;否認了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說法。孟子的這種性善論歸根到底是以其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爲基礎的。爲了按照“天命”行事，首先必須知道“天命”，爲此，孟子又提出了一套盡心、知性、知天等原則。“盡心”就是要儘量擴充、發展仁、義、禮、智等固有的“善端”，只有這樣，才能完整地把握、體認人的本性;能完整地認識人的本性，就能夠知道“天”了。這種唯心主義世界觀的不斷擴充、膨脹，終於達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的地步。孟子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和人性論溯源於天，歸本於人，這也是他的“王道”“仁政”學說的理論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