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遲敬德是如何從降將變成心腹的你知道嗎?不知道沒關係，小編告訴你。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名將雲集，誰纔是頭號心腹?
按照《西遊記》、《隋唐演義》的說法，當然是尉遲敬德、秦叔寶;畢竟涉及到保護自己身家性命的大事，那必須得挑武力、忠誠最過硬的選手;
正史中，我們可以參照凌煙閣功臣錄的排名。在入選的統帥、將領中，尉遲敬德僅次於平定江南的藩王李孝恭、力壓軍神李靖，排名第七位。要知道，功臣錄的確立是在公元643年，而與李靖滅東突厥、擊垮吐谷渾的赫赫戰功相比，尉遲敬德在貞觀年間的表現相對乏善可陳。
因此，在一衆將領裏，尉遲敬德毫無疑問是李世民的頭號心腹。那麼，他的資本，僅僅是在玄武門之變中“論功第一”的表現嗎?
始於能力：苦心收服尉遲敬德，也許是爲了錦上添花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隋末的亂世，給了各路人纔出人頭地的機會。無論是出身貴胄的李淵父子、瓦崗李密，還是原隋朝體制內的公務員劉武周、竇建德、薛舉之流，起初大家在機會上是均等的，因此並沒有道德高下之說。
因此，在征伐兼併的過程中，隨着李唐政權逐漸嶄露頭角，各路陣營的豪傑紛紛前來投靠，也是人之常情。而站在李氏父子的角度，對於這些人，除非有明顯劣跡，都採取了敞開懷抱、任人以長的務實態度。基於這種雙向選擇的性質，史書對這些人員投李的過程，基本都一筆帶過。
但是，對於尉遲敬德，史書卻一反常態，濃墨重彩描繪了李世民對他的拉攏與收服。
當初，面對李世民的打擊，劉武周、宋金剛逃往突厥，尉遲敬德、尋相率領殘部固守介休，李世民派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往勸降，這屬於常規操作，沒什麼問題;
隨後，當尋相等原劉武周部將紛紛叛逃後，獨苗尉遲敬德自然引起了唐軍諸將的排斥，他們不僅將其囚禁，甚至還力勸李世民將其誅殺、以絕後患。
站在客觀視角而言，這一建議並沒有什麼毛病，畢竟唐軍從來不擔心沒人才;相反，所謂人心難測，尉遲敬德“勇健非常，縶之又久，既被猜貳，怨望必生”，把他留着，搞不好真會導致不可控的危害。
但李世民並沒有採取這種最“保險”的處理方式，不但釋放了尉遲敬德，還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間裏推心置腹：“大丈夫當以意氣相交，小的誤會無需猜疑，我絕不會因讒言加害忠良。”
緊接着，他對尉遲敬德重加賞賜，並說：“如果你真的想走，那這些錢就權當你的盤纏吧，也不枉你我相識一場。”
我相信，除了極少量天性狡黠、心懷不軌之輩，面對李世民這種推心置腹、坦誠相待的手段，任何人都毫無抵抗力，尉遲敬德即使原本真的想跑，此時也會變得不好意思。
對於尉遲敬德當時的反應，史書雖沒明文記載，但接下來的舉動對其加以了佐證。
就在這件事發生後的當天，李世民帶領500騎兵探察敵情，遭到了王世充萬餘人的合圍。在李世民幾乎被單雄信“擒賊先擒王”時，剛剛獲得自由的尉遲敬德不僅沒落井下石，反而孤身殺出、一槍把單雄信刺落馬下，令李世民轉危爲安。
事後，李世民對尉遲敬德說：“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剛纔衆人都說你會叛逃，我之所以擔保，只是出於對閣下的信任，並沒其他用意，何必這麼快地回報我呢?
此言看似抱怨，實際上是在說：我之所以力排衆議，不是功利地看好你的“勇健非常”、讓你報恩，而是基於對你這個人的信任，咱倆來日方長。
這話既深刻、又真切的話，不僅打消了尉遲敬德報恩的念頭，更讓對方從此拜倒在自己的知遇之恩與人格魅力下。李世民的馭人能力，確實讓人佩服。
對於尉遲敬德，李世民爲啥不聽從屈突通、殷開山等人的建議，採取人道毀滅這種最穩妥的方式?
與此類比，後來，當李世民攻下洛陽後，無視名將李世勣的苦苦求情，執意要殺掉跟尉遲敬德同樣驍勇的單雄信。類似的情況，之所以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隱藏着一個共同的因素：對方的可靠性。
單雄信的特點是：輕於去就。李密殺掉翟讓時，單雄信身爲瓦崗元老卻跪地求饒;李密落難時，單雄信又“勒兵自據”;而對於之前尉遲敬德的爲人，史書中只是稱其“以武勇稱”，曾因軍功擔任隋朝的朝散大夫。
因此，李世民之所以力排衆議，堅持收用尉遲敬德，自然是依託他前期的縝密調查工作之上。他不單單是要把對方視爲自己的工具人，而是要培養成爲自己的嫡系。而這樣的人，除了能力外，是否可靠也至關重要。畢竟，當時的李唐也許不缺人，但對於李世民本人而言，才能出衆，卻又履歷清白、爲人可靠的好苗子，卻是稀缺資源。
其後尉遲敬德的戰功不再贅述，作爲一名戰將，他在李世民心目中能躍居第一，靠的是非常時期的突出表現。
臻於忠誠：尉遲敬德“論功第一”的背後，是超出期望值的雪中送炭
李氏兄弟奪嫡之戰愈演愈烈時，在戰場時常上演於萬軍叢中取敵將首級表現的尉遲敬德，自然成了李建成一黨的拉攏對象。更何況，他曾在公開切磋中，讓向來以善使馬槊自詡的李元吉輸的毫無脾氣;有他在李世民身邊，李元吉情不自禁少了許多底氣。
爲了爭取李世民的這位左膀右臂，李建成曾親筆寫信一封，附帶一車金器送給尉遲敬德。面對橄欖枝，尉遲敬德卻不卑不亢：“我受秦王知遇之恩，自當對其肝腦塗地;對於殿下，卻並未立寸功，何敢受祿?如果我是見利忘義之人，殿下您真的敢用嗎?”
當時，面對在長安佔據絕對優勢、太子之位名正言順的李建成，尉遲敬德敢於公開表明自己所處的山頭，勇氣與忠誠讓人敬佩，這等同於完全把自己的命運與李世民捆綁在了一起。
既然難以挖牆腳，那就除掉他。不過，憑藉尉遲敬德的膽色、李世民的奮力保護，無論是刺殺、還是在李淵面前的誣陷，太子一黨最終都未能得逞。
而在隨後玄武門之變，縱觀整個過程，尉遲敬德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面對太子的步步緊逼、李世民卻舉棋不定時，尉遲敬德威脅性地說：“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其後長孫無忌也接話稱：“此時若不聽敬德的，必敗無疑;不僅他會走，我也會離你而去。”正是尉遲敬德的帶頭作用，秦王府衆人才敢赤裸裸地給李世民施加壓力;
李世民仍有疑慮時，尉遲敬德表明平時蓄養的八百勇士已經準備就緒。這說明，這些私兵，很有可能就是由尉遲敬德統領、培訓的;
而當李世民密召房玄齡等人、對方卻對他的決心有所懷疑時，正是尉遲敬德帶着秦王佩刀前去，才讓他們打消了疑慮;
而在玄武門之變爆發後，帶領騎兵進宮埋伏的是尉遲敬德;
在李世民險些被勒死之際趕來，並且親手射死齊王李元吉的，也是尉遲敬德;
在薛萬徹等人率領優勢兵力猛攻玄武門時，砍下李建成、李元吉首級前去示衆，從而徹底擊潰對方戰鬥意志的，還是尉遲敬德;
其後冒着弒君風險、全副武裝前去“宿衛”唐高祖李淵，並“請”對方降下手敕、命令諸軍都歸秦王指揮的，又是尉遲敬德;
而當秦王府衆人紛紛主張除惡務盡、盡誅建成元吉全部家人黨羽時，據理力爭、組織濫殺無辜的，仍舊是尉遲敬德。
所謂患難見真情，當李世民面臨人生中最大難關時，尉遲敬德作爲一名武將，不僅明確拒絕了太子黨的誘惑、堅決地把自己的命運與岌岌可危的李世民綁在一起，其後更是既出謀劃策、又衝在第一線，成了玄武門之變的頭號推動者、落實者。
因此，當李世民有驚無險渡過劫難後，尉遲敬德毫無異議地與長孫無忌“論功第一”。咱們要知道，長孫無忌可是李世民的大舅子，他有足夠的理由拼命;而尉遲敬德只是一名曾經的降將，他在這一事件中的表現，已經突破了一名部下的職責範疇，幾乎是冒着道德、生命的風險，把自己困在政變的戰車上。從這一層面而言，他已經把自己當成了李世民的忠實夥伴。
但在封建歷史上，向來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傳統，可以共患難的，往往難以同富貴。而接下來尉遲敬德的舉動，一度把自己推向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困境。
終於妥協：識時務者爲俊傑，本質是主動體現自己的受控性
貞觀年間，對大唐、對李世民本人都居功至偉的尉遲敬德，逐漸開始變得驕傲自大。
他一向性格耿直，但這種特點，在軍旅生涯也許很可貴，但在朝堂上卻會顯得並不合時宜。更何況，一直以來，在他這種久經沙場、用命博來功勞的將領眼中，那些貌似動動嘴皮子就能官居宰輔的文人，往往會被瞧不起。
因此，這期間的尉遲敬德，依仗自己立下的功勞，經常跟文官們過不去，他尤其不爽與自己享受同等待遇的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三位，甚至“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即當面懟這三位宰相，文武之間逐漸勢同水火;
更誇張的是，他不僅動口，還敢公然動手。在一次宮廷宴會上，他因不滿有人坐在他的上位，當衆發飆：“爾何功，坐我上?”在他下位的藩王李道宗試圖充當和事老，卻遭到了他的一番老拳，眼睛幾乎都被打瞎。
李道宗不僅僅是李世民的堂弟，更是爲大唐立下無數戰功的名將，李靖滅東突厥之戰中，正是他逼得頡利可汗走投無路。這件事終於激起了李世民的憤怒。
李世民之前的忍讓，也許是顧及尉遲敬德曾經做出的貢獻，但此時這位功臣的所作所爲，不僅有損朝廷的穩定，甚至已經顯示出不受控制的苗頭。後面這一點，是所有帝王的警鐘。
因此，李世民隨即找尉遲敬德談了一番話，內容比較長，咱們就不再贅述，只挑出核心字眼：“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勉自修飭，無貽後悔也”。即：韓信、彭越被殺，看來並不是漢高祖劉邦一個人的過錯;你最好自我約束，不然後悔都來不及。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一殘酷規律的背後，體現的不僅僅是君主的過河拆橋，也有創業元勳不受新時期規則束縛、對草創政權帶來隱患的現實矛盾。
因此，爲了政權穩定，在如何對待功臣方面，同爲明君，劉邦、朱元璋大肆屠殺，劉秀、趙匡胤剝奪權力，李世民則繼續使用，既體現出帝王駕馭能力的高下，也說明了功臣個人對封建政治生態的領悟。
初唐元勳大多出於隋王朝體制內，其覺悟自然比漢、宋、明之初衆人高得多;而對於尉遲敬德這位例外，李世民的一番話，既是威脅，也稱得上是保護，畢竟他給對方多了一次機會。
充分了解李世民性格的尉遲敬德，從此幾乎換了個人，他的應對主要有三點：
第一，閉門謝客，“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這招在歷朝歷代都屢見不鮮：下班後不與同僚打交道，意味着不會結黨營私，也不會沽名釣譽。
而結黨與沽名，則是所有帝王眼中的頭號大忌，即使英明如李世民，在得知魏徵曾與侯君集交往甚密，而且還曾炫耀自己的諫書(搏取賢臣名聲)後，立即讓人推倒了親自爲其撰寫的墓碑;
第二，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即我們尋常概念中的道家養生之術。在醫療條件有限的古代，這是帝王們最喜歡的延年益壽之道，信奉道家的李唐歷代帝王都未能免俗，李世民更是一位忠實愛好者。
而領導拉近關係的最好方法，莫過於與其保持同樣的私人愛好(如今國內外屢見不鮮的“高爾夫交際”、“牌桌友誼”，大都是這個概念)。尉遲敬德突然對道家養生之術產生濃厚的興趣，其用意不言自明。
第三，享受生活，“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在帝王眼中，部下喜歡享受，往往意味着真實、有弱點;沒有吃喝玩樂、愛好酒色等“低級趣味”，搞不好就有收買人心、陰懷異志等高級追求。
因此，在數千年的歷史上，對於有功高震主嫌疑的臣子而言，以酒色自娛、甚至不惜自污，都是無奈而實用的保命手段。
李世民與尉遲敬德，聯手貢獻了封建時代君主與名將關係的模板。《新唐書》讚歎：“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這一狀態的達成，既體現了李世民的高超馭人之術，也彰顯出尉遲敬德知進退、識時務的難得素質。
“識時務者爲俊傑”，處在封建時代，這句話並不能被簡單地視爲貶義詞。專制制度下，無論君王英明還是昏庸，政權的本質都是“家天下”;帝王的個人意志，往往決定着臣下的生死、政事的成敗。在安定時期，如果沒有帝王的支持，任何大臣想要做成一件事，幾乎毫無可能。
因此，臣僚如果身在其位、就應當謀其政;而越是希望有所作爲的人臣，越應該尋求合適的方式，以提高自己理想付諸現實的可行性。從這一層面來講，“識時務者爲俊傑”，只是時代侷限下不得已的處世之道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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