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史官劉知幾，在歷史上是個怎樣的人?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隋唐以前的史書，多是私家著作。到了唐朝，官修史書成爲定製。唐太宗時，別置史館于禁中，專門編國史，由宰相監修。館內設修撰、直館，從事具體編寫工作。
這種措施表明我國古代史書編纂工作到唐代發生了重大變化，反映中央集權的統治越來越強。
由於加強了史書的編纂工作，取得的成績也很大。貞觀年間完成了《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 等。李延壽還奉命獨自刪補南北朝到隋的八代史書，寫成了《南史》、《北史》。
現存的二十四史之中，唐朝修了八部，記載了西晉至唐初400年間中國社會的歷史，這是很大的貢獻。
唐朝編纂的史書，除了沿襲前代的編年紀傳體而外，又出現了會典、會要的新體裁，如唐玄宗時的《唐六典》和德宗時的《通典》等。
《唐六典》是以官制爲綱，把當時的各種令式，加以概括，分別系在有關官員的職掌下面。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前期的田制、戶籍、賦役、考選、禮、樂、軍防、驛傳、刑法、營繕、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資料。
德宗時杜佑編纂的《通典》共200卷， 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共九門，每門又分爲若干子目，上起夏商，下迄天寶，凡是政治經濟制度等都詳其本末，並參以前代和當時人的重要議論。這部專著，爲研究中國歷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比較系統完整的資料，也爲後代分門別類記載各朝的典章制度開創了先例。
當時史學上最重要的創作，就是劉知幾的《史通》。劉知幾(661-721)，字子玄，江蘇彭城(徐州市)人。他祖父是個史官，他父親曾任唐高宗的侍御史。劉知幾的家庭環境使他對史學產生濃厚的興趣，17歲時基本上讀完了唐朝以前的主要史書。20歲中進士，被唐政府任命爲獲嘉縣主簿。他利用任職以後的有利條件，繼續研究史學。
劉知幾不僅研究歷史，而且關心政治。天授二年至天冊萬歲元年之間(691-695)，他曾三次建議皇帝選賢任能，裁汰冗員，精簡機構，嚴懲貪污分子，不要把高官厚祿給缺德少才的人。他的建議雖然未被採納，但是他的才能卻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被提拔到京城任職，參加編寫《三教珠英》。長安二年(702)，升著作佐郎，後改任左史(皇帝議政時的六品官)，並參加纂修《唐史》。 第二年，又提升爲鳳閣舍人(中央政府的祕書)，官居五品。
劉知幾在修史過程中，發現大官僚集團的各種醜惡行爲，他們不僅歪曲歷史，還有種種“隱祕"。在編寫《唐史》的時候，由於不能直筆寫史而十分反感。在《史通·自敘》篇裏，說明自己和頑固派的觀點“鑿鈉相違，齷齪難人”，同時他認爲：過去的史書，由於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訛謬甚多，必須重新修訂。
但他身爲史官，卻受種種限制，不能“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 無以寄懷"。因此，從長安二年開始，劉知幾就按着自己的意志編寫《史通》。
當時學術界的保守派極端仇視劉知幾，攻擊他“躬爲史臣而私自著述"，譏笑他“輕議前哲"。宰相兼史館監修蕭至忠多次批評他“論次無功”，對劉知兒施加壓力。兵部侍郎宗楚客公開散佈說：“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擺出了和劉知幾勢不兩立的架勢。
劉知幾並沒有屈服，他頂住了頑固派的諷刺打擊，毅然辭去史館裏的職務，並且給蕭至忠寫信，揭露史館的黑暗。從此，他抓緊時間編寫《史通》，經過9年的努力，終於在景雲元年(710) 完成了《史通》。
《史通》分內外兩篇， 內篇的《六家》、《二體》兩章是專門分析研究唐以前史書的類別和體例。
外篇包括《史官建置》和《歷史正史》兩篇，概括了過去歷代政府編纂史書機構的變化，和歷朝正史的寫作情況。
總之，內外兩篇各部分，實際就是劉知幾對唐以前中國史學史的概述，明確肯定某些史書的優點，指出缺點。不僅如此，而且對於史書裏的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以及史書的論贊、序例、斷限等，也備加論列。
在中國文化史上，《史通》是一部劃時代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的偉大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劉知幾指出，所謂“祥瑞符命” “天意懲罰”等，除了少數是自然現象的偶合以外，絕大多數都是僞造的。
劉知幾還認爲，秦朝的滅亡，是由於胡亥的無道，漢朝的興起，是因爲劉邦有智慧，根本不是什麼天意決定的。否則把一切歸之於天命，既不能證明歷史的發展，也不會給人們以有益的歷史教訓。因此，劉知幾堅決主張寫史書時應徹底清除神學迷信思想。
其次，劉知幾主張寫歷史應當直筆。《直書篇》、《曲筆篇》 從正反兩方面詳細論述這一點。
什麼是直筆呢?他說：“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 這就是說，凡是有關善惡褒貶之事，不管是誰做的，都應當據實直書。
作史者怎樣纔算做到了直筆?劉知幾提出四點要求：即不畏強暴，分清邪正是非，鑑別史料真僞，不爲浮詞妄飾。
劉知幾非常重視直筆，他以直筆爲標準評價古今史學家，凡是合乎這個標準的，他熱情讚揚;不符合這個標準的，他嚴厲批判，從而發揚了史學優秀傳統，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他評論的範圍很廣，認爲孔子筆下的《春秋》雖然“別是非，申黜陟"，但仍有虛美之處，未能做到標準的直筆。
對於唐初編修的幾部史書，劉知兒也毫無例外加以評論。他說：“皇家修五代史(樑、陳、北齊、北周、隋)，館中墜稿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以致“玉石同盡，真僞難尋"。
他批評 《周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煩''，''遂使周代一代之史多非實錄"。
第三，劉知幾反對復古主義，宣揚歷史進化論。他認爲把三皇五帝時代美化成理想時代，從春秋以來成爲傳統的說教，實際是沒有根據的。
劉知幾在《疑古篇》裏，根據大量史料論證堯舜相授，不是禪讓，而是篡奪;並不是舜讓位給禹，而是禹把舜給放逐了;不是人民不擁護啓，而是啓殺了益。成湯之代夏，武王之代商，都是統治者之間爭權奪利。
劉知幾的觀點是對復古主義的有力批判。 在劉知幾看來，遠古的生活很簡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
第四，反對掩蓋統治階級的醜惡面貌，主張實事求是地揭露統治階級的本質。劉知幾從夏商一直追索到唐朝，求得一條通例，即歷代統治者都是爭權奪利的人物，然而真實的歷史卻被史家粉飾，把某些創業帝王美化成至德的聖君。
他用很多事例揭露史書的虛僞。劉知幾在《疑古篇》裏說明，不僅漢唐統治者經常處於內讓之中，而且三代所謂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都是互相爭權奪勢的能手。
劉知幾的上述看法，既揭示了歷史的真相，也是他的進步歷史觀的表現。在1200年前，無疑是具有很大進步意義的。
本文內容編選自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與“讀史”聯袂打造的中國讀本《經典中國通史》之《隋唐史話》。
《經典中國通史》全套共有16本，分別是：《夏商史話》《西周史話》《春秋史話》《戰國史話》《秦漢史話(上)》《秦漢史話(下)》《三國史話》《兩晉南北朝史話》《隋唐史話(上)》《隋唐史話(下)》《五代史話》《宋朝史話》《元朝史話》《明朝史話》《清前期史話》《晚清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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