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朱元璋和宦官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朱元璋顧忌宦官專政，爲何明代卻成爲太監帝國?
宦官問題，歷來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一大毒瘤，得益於皇帝的寵幸，這些人可以肆意把控朝政，爲所欲爲，爲顛覆一個政權或朝代作出了“傑出”貢獻。
若論宦官，最先讓人想到的是漢朝，東漢桓靈兩帝更是將宦官干政推向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唐代緊接其後，不遜風騷，從唐代宗開始，宦官正式掌權，尤其是其手中控制的神策軍，成爲了這些宦官安身立命的資本，明代宦官雖不及前者，沒有對天子生殺予奪的極權，但明代宦官控制朝政時間之長，力度之大，範圍之廣，在中國封建社會力拔頭籌，漢唐兩朝恐怕也只能自嘆不如。
明代宦官真正得勢源於永樂一朝，直到明思宗“自掛東南枝”吊死煤山，這其中長達兩百多年的歷史，宦官們“你方唱罷我登場”，熙熙攘攘，活躍於明廷之上，前有專權跋扈，培育“大明戰神”朱祁鎮的王振，後有全國爲之專建生祠，權勢隻手遮天的“九千歲”魏忠賢，在本身嚴肅枯槁的政治舞臺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政治荒誕劇，這是封建社會一種奇特的歷史現象。
大明最終滅亡，宦官功不可沒，瞭解子孫後代如此玩弄朝政的朱元璋，掉不掉眼淚不瞭解，但其棺材板恐怕是壓不住了，要了解，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宦官干政從來都是諱莫如深，尤其是回憶起元末宦官禍亂朝綱，擾亂朝政的事實，更是讓其不寒而慄。
朝爲田舍郎，暮朝天子堂，草根出生的朱元璋，戎馬一生，雄才大略，爲子孫後代打下了廣闊江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不僅是趙匡胤的豪情壯志，更是朱元璋內心的真實想法，其生前，一直都在致力於爲江山永固和子孫後代永握大權而鋪平道路的事業，除咔嚓掉那些功高震主的大功臣之外，另一件事，就是在想盡辦法限制宦官的權力，要從根源上剷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如洪武十年，有一位老太監完全出於好意指出朱元璋手中的公文有所錯訛，朱元璋聽後龍顏大怒，斥責這位太監干政，最後還是看在其跟隨自己幾十年，沒有功勞也苦勞的份上，饒了其性命，只是讓其捲鋪蓋走人，回家養老去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更是在宮門前立起一塊高達四尺的大碑，上面篆刻着“內目不得干預政事，違者斬”幾個大字，宦官見後無不瑟瑟發抖，倍道而馳，這不僅是一塊立在宮門前的石碑，更是一塊壓在宦官心裏無形但有力的石頭，是他們揮之不去的陰影。
另外，朱元璋還規定，但凡宦官者，不得任職文武兩官，不得讀書識字，不得私置產業或與其他官員明來暗去，其官級也不得高於四品，總之，朱元璋在盡一切辦法壓制宦官，除了要竭盡全力開掘出他們的奴性之外，其他東西，尤其是權力，朱元璋一概吝嗇不予。
所以，有朱元璋鎮國的明代，宦官權力小得可憐，被壓得喘不過氣兒來，只有老老實實當奴才的份兒，沒有真正實權的宦官羣體，別說對政事指手畫腳，就連確保自己性命無虞也需要看皇帝臉色行事，不過話說回來，這纔是人們印象中的“健康綠色”的大明帝國。
可是等他老人家駕鶴西去之後，一切又開始變得與歷史“似曾相識”，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宦官開始得勢，皇權與宦官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朱棣對宦官不僅放鬆了警惕，更是將他們當做心腹進行培養，當做控制前朝的一個手段，朱元璋留下的祖訓“宦官不得干政”就這樣被悄咪咪的改成了“宦官不得擅作主張”。
那麼，朱元璋後代爲何不能明白其的良苦用心而要做出如此“數典忘祖”的事情出來呢?
在此事上，朱棣開了一個“好頭”，但朱棣之所以委任太監並賦予他們大權，不是因爲朱棣皇權旁落，而正是因爲他想加強自己的權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才把宦官們推上了前線。
從封建倫理來看，朱棣皇位來源非法，他不是朱元璋欽定的繼承人，他的皇位是通過“靖難之役”，也就是說，是從自己的侄兒朱允文手上奪過來的，所以在封建正統思想仍舊濃厚的明代社會，朱棣的統治地位無法在短時間內立足，他急需要培養一些能夠對自己無償效忠的心腹，來對抗前朝文官的牴觸。
其次，朱棣發動“靖難之役”之所以能在前期劣勢的情況下取得成功，一方面是他勾結了受建文帝壓迫的宦官而掌握了滿朝文武百官的動向，另一方面，是靖難軍在圍攻南京城因短時間內無法拿下而幾近功虧一簣時，也是因其和宦官裏應外合，才取得了最終勝利，坐上了皇帝寶座。
朱棣害怕因繼續推行高壓宦官政策，迫使失意的宦官“重蹈覆轍”，背叛自己，爲了盡力拉攏這些宦官，朱棣不得不違背祖宗遺訓，賦予宦官一定權力，朱棣先後派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候顯使西域，王安督軍營等等，同時，朱棣又在永樂十八年增設東廠，由宦官進行主政，其主要職能是充當特務機構，搜查民間百態，刺探民間隱情，將權力牢牢掌I握在自己手中，於是，宦官在永樂一朝開始邁向了問鼎權力巔峯的第一步。
朱棣駕崩後，其孫明宣宗朱瞻基不僅沿襲了永樂一朝的宦官制度，還在宮廷之內開設內書堂，也就是專門的宦官學校，給宦官們傳授文化知識，內書堂的最高主持人被稱爲司禮監秉筆太監，其手下的宦官學生最多一次能達到兩三百人之衆，朱瞻基的“掃盲”之舉本來是件好事，畢竟宦官們還能爲皇帝分擔一些口傳聖旨，批閱奏摺的繁冗雜事，但他卻忽略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即對這些閒暇少事又沒有青春期困擾的太監們來說，有了文化知識墊底，他們每天就能習得一些爾虞我詐，欺君作奸的特殊保命或奪權技能。
有了前面兩位皇帝做鋪墊，接下來出場的被稱爲大明“戰神”的明英宗朱祁鎮，簡直是把太監當做自己的親爹一樣對待，不僅給了太監們參與政事，決策的權力，就連可以顛覆一個朝代的兵權，朱祁鎮也是毫不吝嗇，授予王振。
王振是明代宦官專權的首位代表，他之所以這麼受明英宗待見，是因爲他是明英宗從小玩到大的夥伴，朱祁鎮年幼時，父親朱瞻基因忙於政事，無暇關照，適逢王振深受朱瞻基青睞，因此在皇太子朱祁鎮九歲時，朱瞻基就任王振爲東宮局郎，負責服侍朱祁鎮。
王振此人擅長伺察人心，鬼點子多，不久就贏得了朱祁鎮的信任和敬佩，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後，王振的本性暴露出來，尤其是後期沒了“三楊”和張太后的束縛，他便開始利用朱祁鎮的信任假傳聖旨並由此總攬朝政，權傾中外，平日裏，王振不僅喜歡權，更喜歡錢，性格倒也是乖張喜怒無常，更過分的是，他還經常以太上宰相或太上皇的身份自居，經常左右朱祁鎮的意志，肆意推遲朱祁鎮的親政時間。
正統十四年(1449年)，大明北疆勁敵蒙古分支瓦剌大軍來犯，沿邊城堡在瓦剌軍的強攻下相繼淪陷，明英宗朱祁鎮和王振聚集了20萬大軍，號稱50萬應敵，王振雖有軍權，但無軍事指揮才能，不過，在他心裏，有了權也就有了戰鬥力，他居然當朝力排衆議，揚言要皇帝親征，皇帝和羣臣應付不過，只能順從。
第二天，朱祁鎮帶着文武百官和20多萬軍士向北部推進，當時正值炎夏，而明軍又是匆匆應戰，沒有做好充足準備，在行軍路途中，就有部分士兵死亡，這樣的大軍怎麼可能有戰鬥力呢?果不其然，被王振在去前線，與瓦剌軍交戰的幾個軍團幾乎全軍覆沒，軍心渙散，迫於無可奈何，王振只好下令撤退。
行至土木堡一帶時，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書鄺野請求英宗迅速入關避敵，但當時負責運送王振金銀的車隊尚未抵達，王振下令按兵不動，堅持原地等候，最終全軍被瓦拉合圍，明軍全部陣亡，禁衛軍官樊忠悲憤交加，一氣之下，用手中鐵錘將王振錘死，自己則戰死戰場，而明英宗及文武百官皆被俘虜，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也是明代由盛轉衰的一個節點。
朱祁鎮死後，繼位的明憲宗朱見深不僅沒有吸取父親寵信宦官王振，最終導致兵敗土木堡，屈辱求生的教訓，反而還是一如既往的，若無其事的將軍政大權交給自己的親信宦官汪直，憲宗在位期間，宦官權力得到全面擴張，汪直不僅掌控者朝廷官員的升遷大權，更是一句話就能隨意定性除皇帝之外的朝廷百官的生死。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明代皇帝雖然不是“老鼠”，但自明英宗朱祁鎮開始，後代皇帝愛玩作死的本性，確實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擬的，如果說朱祁鎮有王振，那麼接下來的這位皇帝身邊的紅人可比王振威風的多，他就是劉瑾。
一朝天子一朝臣，劉謹可是明武宗朱厚照身邊最寵信的宦官，同樣也是朱厚照從小就玩到大的夥伴，朱厚照此人，花花公子的典型代表，一生不愛江山只愛美人，同時還鍾情遊玩，是“放蕩不羈愛自由”的最佳代言人，劉瑾正是利用了小皇帝貪玩的本性，通過進獻飛禽走獸的方式贏得了皇帝的信任，才一步一步走上了權勢熏天的政治舞臺，就連明代大哲學家王陽明也因得罪劉瑾被廷仗，又後被貶謫至蠻荒之地且途中險些喪命。
有一天，朱厚照無意之間看到了一封數落和斥責劉瑾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絕相信並將其交給劉謹，劉瑾一氣之下，未經朱厚照授權，命朝廷文武官員三百餘人跪在奉先門外的烈日之下以追責事主，其中有部分官員因經受不住烈日曝曬而昏死過去，其餘官員皆被錦衣衛捆入大牢，直到劉瑾查清此事是宦官內部所爲，這些大臣才被釋放出來。
此後，羣臣無有不怕劉瑾者，就連內閣諸閣臣，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等人也得在劉瑾面前低聲下氣，各地方官員進京述職時都需要向劉瑾行賄，少則上千兩，多則五千兩以上，不行賄或者行賄數額少了都有可能被罷官，當時的劉瑾，幾乎把持了朝廷官員升遷的空間，據歷史學家考證，劉謹的家產近乎天文數字，擁有33萬公斤黃金和300多萬公斤白銀，要了解，後來李自成打進北京之時，明代一年的財政收入才20多萬公斤黃金。
劉瑾當權雖然只有短短5年時間，後來也被朱厚照以謀反罪之名處死，但整個明代的政治結構，幾乎全被劉瑾拆散，明代宦官權力在劉瑾身上也得到了全部擴張，後來出現的“九千歲”魏忠賢，只不過是宦官權力的延伸而已。
於是，歷史上出現了戲謔的一幕：朱元璋竭盡全力想堵住宦官的活路，不給宦官專權任何的可能和機會，但恰恰是明代，成爲中國封建歷史上宦官權力最頂天的一個朝代，“太監帝國”之名由此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