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1562.4.25-1633.11.12)，’字禮卿，號節寰，河南睢州(今河南省睢縣)人。
明朝萬曆十七年進士，初任蘇州府推官。二十三年升山西道監察御史，五月初九日因直諫罰歲俸。二十四年正月初十被罷官回籍二十六年。泰昌元年八月十七日起尚寶司司丞。天啓元年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同年七月十六日晉太僕寺少卿。天啓二年三月初七日升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經筵，同年三月十四日，充廷試讀卷官，同年四月初十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天啓三年十月初六日晉兵部右侍郎，天啓四年三月初三日七上疏予告歸。天啓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兵部添設右侍郎。天啓六年潤六月初九爲右侍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轉左侍郎，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廷推南京戶部尚書，十二月初一日加兵部尚書致仕。天啓七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功加太子太保(從一品)，三上疏辭。“公自此絕意仕進”居家不出。南都以子樞贈光祿大夫(從一品)。
袁可立歷經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四帝，爲 ‘’四朝元老”之臣，誥 ‘’五世恩榮”之賞。爲官不阿權貴，敢於爲民請命，是明代後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曾策反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清興“文字獄”，其傳記和著作遭禁燬 。乾隆四十二年，有關袁可立的《節寰袁公行狀》和宋岳飛的《重修宋忠武嶽鄂王精忠祠記》同時遭滿清封殺令。
其靈位被祀於蘇州名宦祠、登州名宦祠及睢州鄉賢祠。
職微犯巡撫 昭雪太守冤
袁可立進士及第後首任蘇州府推官。萬曆十九年(1591年)，而立之年的袁可立正可謂血氣方剛，初生之犢不畏虎。蘇州自古江南重地，是明代萬曆年間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的故鄉，背景不是一般複雜，來此赴任的官員莫不如履薄冰。
時“蘇當輪蹄之衝，財富刑獄甲於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牘如山，公片言立決，如風掃籜，爰書無隻字出入。”“平反疑獄無葁，揚貞汰垢”，知府石昆玉“倚公如左右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
太守石昆玉素以廉直著稱，因按治當地豪橫勢家而得罪應天巡撫李淶，李淶反誣太守有罪，“中丞劾其不職。得旨，下所司堪問。”淶與宰相王錫爵故交，有司懼其威，不敢問，獨可立百辯而雪其冤。“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袁可立)秉筆，公伸牘盡雪其冤。”“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節寰袁公傳》)李淶以萬曆十八年四月由蘇、鬆副使升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至十九年八月去官，爲官一年有餘。
袁可立執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剛毅持正，不避權貴，“至犯令抵罪者，雖寵近必行，似歐陽永叔。”(《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 衆鹹謂公強項也。”(《節寰袁公傳》)
萬曆二十二年，太宰(吏部尚書)上其事，“以治行異等”受到萬曆皇帝特別召見，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民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
倭警相傾軋 明察辯秋毫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袁可立在任蘇州府推官，期間做了不少爲後人稱頌的事情。倭寇出沒，吳中一帶實行“海禁”，一些勢家動輒以“通海”的罪名興起大獄，相互傾軋。
秦燈是無錫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樑之子。力大，閒暇之餘喜歡聽曲唱戲。和太倉王弇州次子王士驌、雲間喬一琦三人爲伍。“王能文章，秦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壬辰(萬曆二十年1592)癸巳(1593年)間發生了一場冤案，最終導致了三人遭受滅頂之災。起因就是關白豐臣秀吉侵朝(朝鮮壬辰倭亂)，三人招募鄉兵打算投軍報效。錢糧想讓江南富戶贊助，結果一來二去就會鬧出一些矛盾。
有琉毬船崇明島迷航，被人認爲是倭寇來襲。仇家立即舉報說他們通倭(說三人在酒樓指天劃地拜把子，秦燈口稱“朕”大逆不道。其實是秦的家丁好說書，曾說一段趙官家當年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大家哈哈笑，秦便口無遮攔地學說)，福建巡撫許敬庵聞之大驚，通報應天巡撫朱弘謨，朱弘謨本就對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因此立刻斷定做實，三人被捕入獄。傳到京城，三司大驚，兵部尚書石星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實。“又皆吳越人，錯愕不知所出，第擬旨撫按會勘。”(《萬曆野獲編·江南訛傳》)後經蘇州府推官袁可立查實是一場冤案，朱弘謨怕自己官帽不保便提前定調，判秦燈斬、王士驌入監、喬一琦充軍南匯所。
人犯等被押赴刑場之上，大聲喊冤不止，袁可立覺得疑點重重，頂住巡撫的壓力，堅決不同意草率處決人犯。於是以烏紗和性命將人犯保釋候審，最終洗清了這三人的冤屈。但此時秦、王已先後死於獄。當人犯從法場上被解救出來時，天空無雲而雷，吳中傳爲“雷鳴案”。喬一琦活了下來，最終從軍爲囯報效，後來在剿滅後金叛亂的薩爾滸戰役中爲國捐軀。
“王士驌、喬一琦等，吳中狂生也。會聞海上倭警，因招集鄉勇，挾弓矢以自衛。修郄者以謀逆中之，撫按爲之色變。公廉其無他，百口保焉。後會鞫，果不得實。而書生之得免於赤誅者，皆公再造也。”(《節寰袁公墓誌銘》)。
巡海問琉球 斷案奇如神
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辦涉倭案件時，發現被指爲倭寇同黨處以極刑者一時竟多達數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婦女兒童。於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於邀功的高官權貴，對案件進行重審，先後使千餘名無辜百姓和漁民免遭屠戮而獲釋。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謂沖繩者，向爲中國藩屬)，一個李姓千總邀袁可立共飲，席間出贈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審視之，見刀面光潔如玉，十分精美，但謝絕了千總將刀退還，袁可立憑經驗發現這不是倭刀，而是來源於琉球之物。不數日，海上傳來戰報，說軍隊打了勝仗，擊斃倭寇數百，擒獲20名俘虜和大量物資及船艦。但在審驗時卻沒有戰俘的口供，也沒有證據，案件一籌莫展，但急於報功的軍方要求草草結案將犯人處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給推官袁可立查辦。袁可立接手時，有兩人已斃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藥致啞，即便不啞也因爲語言不通而無法辯冤。袁可立據理力爭，上奏朝廷將人犯緩死暫繫獄中。袁可立仔細地查驗了所有繳獲的物品，驚訝地發現自己曾經見過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當作“戰利品”上報。頓覺案件大有蹊蹺，馬上找來李姓千總對質，但千總死不承認誣良爲盜，並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說就是在海上俘獲的倭寇。
不久，琉球貢使來中國，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請他們過來指認，貢使辨認出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運輸糧食時因風失舵而漂流海上纔不幸被官兵捕來冒充倭寇的。後來這十八個琉球國民被無罪釋放回到家中。爲感謝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廟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嘗查盤海上兵餉，一武弁遺公三倭刀，…公疑，而代諸夷求緩死，權系縣獄。未幾，琉球貢使至，始知爲本國良民，而以輸糧失風者也，悉縱之還。夷感其德，民服爲神五載。”(《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
重案驚朝野 定讞諉推官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審結了一場轟動朝野的江南重案。董份之孫董嗣成提出懲戒家奴。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衆抗議。董份，浙江烏程縣(湖州)人。明嘉靖進士，官終禮部尚書。給事中歐陽一敬劾其黨嚴嵩，詔黜爲民。董份在官攀附權貴，居鄉廣佔良田。“富冠三吳，田連蘇湖諸邑，殆千百頃。有質舍百餘處，各以大商主之，歲得利息數百萬。家畜僮僕不下千人，大航三百餘艘”。
同時有烏程縣祭酒範應期也稱霸一方，遮上訴狀者千人。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王汝訓和巡按御史彭應參激於義憤令烏程知縣張應望將範應期拘捕。範不堪其辱自縊而死，範妻吳氏赴京訴冤。萬曆帝怒，命將彭應參、張應望下獄，謫知縣張應望戍煙瘴之地，王汝訓、彭應參等俱削籍爲民，連舉薦王汝訓、彭應參的吏部尚書孫丕揚和都御史衷貞吉等朝中大佬廣受牽連，案件震驚朝野。所涉大小衙門無敢過問，而百姓告狀不止，大有釀成更大民變的危險。
在此情形下，上臺命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審理這一棘手大案，袁可立走訪了因處理此事而剛剛辭職的同鄉前湖州知府劉渙，首先“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他通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董、範兩家田產多以抵債或低價收購、接受投獻而來。但董、範兩家也勢不讓人，要求官府嚴懲所有參與打砸搶的人。袁可立頂住壓力，左右周旋，竭力保護弱勢民衆一方，除了將少數爲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節寰袁公傳》)，其餘均以民事案件分發到各縣衙門從輕發落，使這一轟動京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經過退還，董、範兩家田產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貧民獲益頗多。
抗旨斬弄臣 萬民呼青天
萬曆二十三年(1595)，袁可立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奉命巡視京都西城，時有皇帝寵幸的弄臣仗勢殺人，百官皆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將弄臣的罪行張榜於五都衢。“公一日視西城，有內璫殺人者，公輒按捶問抵罪。”
這時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門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節寰袁公傳》)遂將說者逐門外，衆閹恨之切齒。
然而，皇帝下旨豁免弄臣作奸犯科的罪行。“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爲動。”(《睢州志·袁可立傳》)
袁可立沒有給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將弄臣正法於市，萬民呼“青天”。
自袁可立巡城，無論皇親國戚或朝中大僚，凡有貪縱不法，袁可立皆一併彈劾論處。親自審理案件，理雪伸冤，懲治奸吏無數。泰昌皇帝曾讚揚他“詳刑惟允，執法有聞”。“迨(袁可立)奉命巡城，而持斧埋輪，貴戚歛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但由此觸怒權貴，爲日後的罷官埋下了禍根。
雷震景德們 建言罷官籍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九日，御史袁可立請錄謫臣(《國榷》卷七十七)，上疏鍼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幹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爲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爲便?使諸臣爲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爲愈?使諸臣爲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爲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爲皇上言之!(《睢州志·袁可立傳》)”。疏上，奪俸一年，可立不爲動。
九月，景德門遭雷擊，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時建言諸臣擯斥殆盡，無敢救者。公獨抗疏辯論。”矛頭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袁可立尖銳地指出時局之艱危：“西虜跳梁，播酋負固東海，倭患未熄，中原災害頻仍”，並直言問責皇帝道：“若郊視不親，朝講久廢，章奏之批答不時，宮府之賞罰互異，敘遷有轉石之艱，征斂有竭澤之怨。是非倒置，賢奸混淆。□使忠者含 ，直者抱憤，豈應天之實乎? ”(《節寰袁公行狀》)。疏上，觸帝怒，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爲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公方與同官奕，聞報，從容斂枯棋入奩，起無變色，策蹇出長安門，衆共惜之。”朝中大臣爲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
罷官期間，袁可立與文友結詩社，教化地方。禮賢父老，調停事務，代民請減賦稅徭役。萬曆四十三(1615)年修復睢郡城池，自此“新舊兩城屹立如金湯”(《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睢州人“賴以無恐”。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協濟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衛輝何守。尋得減免，人人感恱。”(《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袁可立罷官後從不輕易出入公府，這次親自出面爲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見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關外戰事起 條陳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沉冤得以昭雪，八月十七日起尚寶司司丞，天啓元年(1621)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三月二十日奉旨遣祭歷代帝王及孔子祖陵，五月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七月十六日在河南睢州家裏就地晉升太僕寺少卿。皇帝嘉獎道：“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錢謙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啓皇帝褒獎道：“李署牽絲，冤早清於砑石;柏臺焚草，直益奮於埋輪。”(《天啓誥命卷》)”
天啓元年(1621年)冬，封疆多事，瀋陽、遼陽相繼失守，全遼淪陷。人人視關門爲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覆命，向天啓皇帝大膽提出七項建議：“一收殘兵，以省調募。河西之兵雖敗，關外殘兵瓦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納，必爲(虜)用，是籍□兵也。近複議調西兵，曠日持久，何資涸轍，宜數容其入□，馭以□威，稍汰老弱，收轉敗爲功之效。一出奇兵，以圖制勝。聞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踏其虛，可夾擊也;宜急勅登萊撫臣督兵過海，□乘虛搗，絕其餉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勝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一明賞罰，以振法紀。若監軍道高出不致死，以帶甲數萬竄，不宜從熊廷弼之請復使監軍令怠玩而忘其死。況廷弼曲怙，賀世賢何法紀之有，則熊廷弼、高出之頭可斬也;威克厥愛，兵家所違。且論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職，國法謂何，所當急斬逃臣，還逐臣。則賞罰大明，而戡亂之策可次第舉也。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尋諸者言，敵與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峯諸隘口，公奏宜守禦築墉;河西既失，則之門戶當嚴。本兵既出視師，當遂駐鎮。 □ □調集附近諸軍列營口外。又自抵都門，置重兵數處勢相聯絡，如常山率然以便策應，則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搖也。一實京營，以固根本。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於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按籍而數之，營兵不可謂不多矣。然爲役佔爲包攬，聚如烏合，散若魚驚，其精強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設法核其實數，分爲上、中二□ ，嚴加訓練。上者以戰，中者以守。餉以因之，庶□ 緩急可賴也。一多儲資糧，以防未然。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城守之計，以食爲本，則糧餉之儲不可不預目。今宜尋訪於忠肅公故事，通州之儲悉運入京師。而又諭令在京勳戚巨室之家各莊蓋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測，城守固矣!一破格用人，以期實用，圖復建驃騎之功，以佐縣官之空乏;自東事屢敗，而文臣武臣相繼陷沒，主爵者苦於無人可用。臣□ 讀聖諭，以公侯懸賞，欲得出奇建功之人，□ □ 洋洋聖謨，急於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況下僚伏草莽如田疇、魏勝者更夫不少，若循資以求，則真才安得脫穎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賢文榜，令各陳所長，赴部實騐，果異贗鼎，列名上聞，羣策並舉，無難滅矣。”(《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節寰袁公行狀》)疏上，天啓皇帝一一嘉納允行。
天啓二年(1622年)三月初七日，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充廷試讀卷官，侍經筵。”取倪元璐、黃道周、王鐸等三十六人爲翰林院書庶吉士。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孫承宗一道擔任殿試考官外，還負責爲天啓皇帝講述經史，“君臣之間有聚會精神之美，有意諭色授之益”，這爲日後袁可立出鎮登萊、晉位中樞奠定了基礎。
授命立危疆 節鎮撫登萊
後金佔領遼東半島及沿海島嶼後，對明朝的威脅日趨嚴重。有識之士紛紛出謀獻策：“登萊惟北岸旅順口，實咽喉總區。誠宜得一大將，量提水陸兵駐紮。”此時的登萊不僅下轄遼東的錦州等地，還擔負着光復遼東的重任，同時也是遼東前線的後勤和練兵基地，而首任登萊巡撫陶郎先剛剛因貪贓被免，繼任者非特別出類拔萃的人不可擔當。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天啓帝日夜爲邊事所憂，先後將孫承宗和袁可立兩位帝師忍痛推出赴邊。天啓二年四月十四日，帝以“彈壓登萊非公不可，於是以節鉞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徵東軍務”。“ 命飛挽，以專征。而爾振迅宏才，旌旗立爲色變。(《天啓誥命卷》)。袁可立拜命就道，適逢山東白蓮教亂起，袁可立發登兵“七千餘名”與山東巡撫趙彥調兵剿而撫之，袁可立“星馳至兗，申以法令，陷陣登陴。”嚴緝首者，脅從不問，令流民各自還鄉生產。
“於時毛文龍譸張於島上，劉愛塔恫疑於沓渚，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節寰袁公傳》)。天啓二年八月“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並王紹勳、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袁可立)催督，結縱連衡，相爲犄角。”袁可立銳意規劃，整肅軍紀，打造戰艦，操練水師，並收留和安置大量逃難遼民。沿海增置炮臺，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使登萊武備大爲增強，成爲遼東前線的海島基地。
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陸師軍隊，與樞輔孫承宗、津撫李邦華、總兵毛文龍、沈有容戮力策應，形成“百里棋佈，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
這期間，袁可立在同年焦竑的推薦下結識了和自己同年同月出生的徐光啓，徐光啓在兵器方面的才幹很快得到袁可立的充分賞識，後來二人在戰略思想上都主張加強對朝鮮的控制。袁可立倚皇城島和旅順一線爲基點，向東向北拓地築城數百公里，招集流民，屯兵各島間，步步向前推進沿海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
“時白蓮妖人徐鴻儒猖獗於西，毛文龍跋扈於北，高麗亦不靖，徵調繁興所在驚惶。可立籌劃鎮定之，民得安堵。”(樑秉錕《萊陽縣誌》)袁可立撫登期間，小海沿岸水榭遍佈，歌樂之聲，通宵達旦，盛況空前。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時出現了“峯頂通望處，逐設煙墩，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的繁榮整飭景象(《敬亭集》)。而兵戎之盛甚稱規模：“劃城一面，出納戰艦，黃龍青雀，首尾相接，萬櫓千帆，簇簇其中。”有明一代，登萊巡撫計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爲，收難民，練遼兵，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萊巡撫。(《登州府志·祀典》)“是年(1623)四月，上念公勞苦邊事，賜白鏹文蟒以寵異之。”(《節寰袁公墓誌銘》)
首輔孔貞運讚歎道：“讀大司馬節寰袁公撫登章奏，知老成禦侮，其綢繆定傾如此”。(《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其撫登數年，“海無傳烽，亭有息鼓”。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爲憲於萬邦。”(《天啓誥命卷》)。樞輔孫承宗與袁可立共議戰守，十分倚重。 他評價道：“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裏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
海陸相犄角 奇兵斬獲多
袁可立受命贊理東征軍務，備兵防海，“節制兩鎮，凡一應兵馬錢糧、徵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明熹宗實錄》)。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三朝遼事實錄》)他運籌帷幄，節制悍將毛文龍、指揮大將沈有容往來攻襲於遼海各島間，戰線綿延上千公里，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策反劉愛塔、夜襲金州、收復旅順、智取牛毛寨等戰役的勝利。黃道周評價道：“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節寰袁公傳》)
天啓二年(1622)十二月，北方地區發生地震，袁可立(萬曆年間曾因雷震景德門直言進諫遭罷官)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報，要求撥付足夠的費用“修戰艦，備器械，預籌毛帥之接濟。”(《明熹宗實錄》)
天啓三年三月，袁可立奏報朝廷：“登萊之水師實榆關之犄角，臣與鎮道圖畫者數月。諸凡操練將士、修驗船隻、合併營伍、簡汰官兵稍有次第。”他親自挑選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總兵沈有容領之先發”，“出海於旅順、皇城、廣鹿、平山等島，相機進勦”。而副將李性忠所領數千遼左健士，袁可立“於三月十二日餞而送之，囑以相機進止以固榆關，以聯毛帥。”大兵所到之處，“舳艫相接，奴酋膽寒。”(《明熹宗實錄》)這時袁可立的這一佈置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壓境以圖策反後金復州總兵劉愛塔。
天啓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屬下的兩鎮兵馬奇兵出襲，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策應於南，毛文龍“自皮島掩襲鎮江九連城”抄襲於北，後金軍隊遭受重創。朱家龍從千家莊出襲，王輔從鳳凰城進軍。在南岸沈有容的策應下，毛文龍命大將張盤率部從麻洋島登岸，相機規取後金所佔領的金州和旅順。總兵毛文龍則自統八千馬步精銳，從鎮江、湯站一路進擊剿殺。
天啓三年(1623年)春夏間，努爾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順和金州一帶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萊水師“聯絡諸島，收復旅順”，以圖解救淪陷區內的流散百姓。這時的後金“出沒於長山、旅順間，漕艘賈舶多爲所梗。”袁可立在“去鼉磯島四百里”的水域廣佈水師，“逾鐵山聯廣鹿島”，又“於皇城島設參將、守備各一員，練兵三千，以爲登萊外藪。又設遊兵兩營，飛檣往來策應於廣鹿諸島。制炮設墩，旌旗相望。”(《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之南。”“無事則更番防守，有事則合併策應。又設南遊、北遊兩營，各分訊地，偵邏於廣鹿諸島之間，時東時西，忽遠忽近，使敵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勞爲逸，反客爲主，布帆草筏於是絕跡。”(《節寰袁公行狀》)”後金望而生畏。當年七月初二日，張盤率領軍隊和登萊招撫的遼民混編的隊伍一舉打下金州，乘勝收復要塞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使遼南數百里土地重新收歸於明朝。
秋收之後，後金軍再次大肆侵略旅順等地，掠奪糧食等戰略物資，駐守復州的後金軍更是橫行無忌，四處擄掠百姓。“當秋成熟，(虜)猶率衆至南衛收穫。公(袁可立)移書沈帥，乘其收割蘊崇之時，用火攻(虜)，將吏用命，於是年九月乘風縱火，(焚)其積聚，舉兩月之捆載爲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節寰袁公行狀》)憤怒的後金調集更多軍隊對明軍進行反撲。袁可立上言“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已，能爲可勝。”《明熹宗實錄》)他綜合各方情報，“先期集兵分道以應，並夜酣戰，俘斬無數”。(《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天啓三年)十月，(虜)果馱載(火炮)，分兵兩路襲我，而諸將亦分兵以應，逼夜酣戰，大獲全勝 ，(虜)遂移營遁去。”(《節寰袁公行狀》)袁可立利用遼民對後金的痛恨，令明軍乘夜以火把襲城，徹夜透明，喊殺聲震天，後金大敗。當年十月初五，大將張盤率領明軍於城中設伏，再次大敗後金軍，並乘勢收復復州和永寧。後金“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明朝野相慶，以爲“設鎮以來自未有此捷也。”(《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
在袁可立的精心籌劃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復得，後金“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里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所餘者酉虜千人而已。”(《明實錄》)金州和旅順等地的收復，等於是在遼海開闢了遼東戰場的新局面，使登萊、旅順、皮島、寬靉等地連爲一線，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後金對山東半島的軍事威脅，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鞏固，並完成了對後金的海上軍事封鎖，加重了後金佔領區內糧食等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
但金州孤懸海外，難於堅守，不久張盤又被金人逼退到麻洋島。但明軍此番作爲已大挫後金軍心，收到了預定的軍事牽制和打擊效果。
袁可立欲“乘寧前駐防之衆，朝鮮助兵之初”的空前戰力擴大戰果，命“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以圖實現“恢復之功”。(《明熹宗實錄》)天啓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後金利用海水結凍的時機，以萬餘騎兵繞襲旅順，想報上次慘敗之仇。袁可立對此已有充分估計，他對登萊和東江兩鎮的水師進行了新的佈局，令明軍在旅順城外設伏，命“嚴正中等兵住守旅順和雙島之間，與張盤互制。袁進等兵住西訊中島之間，與覺華犄角。”(《明實錄·袁可立奏疏》)。而沈有容則率水師遊離於各島間奇襲策應毛帥，明軍在張盤的帶領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藥用盡，猶堅守不降。後金無計可施，遣使議和，被張盤立斬于軍前，大敗之，後金落荒而逃。天啓五年正月，袁可立僅僅離開登萊半年，大將張盤因爲缺乏調度和後援就身陷重圍而死。
終袁可立之任，後金與明軍水師屢戰多敗，疲於奔命，不復有勇與之再戰矣。袁可立治軍嚴明，“所過雞犬不擾，則李西平三代之師也”。首輔孔貞運評價道：“公久歷海上，凡地形險易，軍儲盈縮，將吏能否，虜情向背皆洞若燭照，故登萊終公之任銷鋒臥鼓。”(《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
不戰屈人兵 策反劉愛塔
從天啓三年(1623)二月開始，袁可立在逐步完善對東江和登萊兩鎮兵馬布局的同時，還精心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七月二十六日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僞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 (《明熹宗實錄》) 。登州總兵沈有容不願意接納劉愛塔，但袁可立認爲這是戰略良機，隨“給與免罪牌及加銜札付，並許降後代請封官。”(《睢州志》)，命“沈總兵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明熹宗實錄》)但不久中軍王丙告密，後金“將愛塔並李永芳長子械去，殺其弟劉興仁及王丙。屠城，驅其餘民於永寧。”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裏，劉愛塔找了一個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斃後縱火燒之，金人勘驗竟信以爲真。
袁可立策反劉愛塔，對後金軍心打擊是空前的，一時漢官降將瓦解殆盡。“公納劉愛塔之降，以開奴攜二，一時中國叛將被奴誅夷殆盡。虜因棄金、復諸城，而舉四百里喪地復歸版圖焉。”
儘管後來由於閹黨排擠導致袁可立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只可惜劉愛塔歸順後沒有受到經手者袁崇煥的重用，甚至毛文龍還謊稱劉愛塔爲其陣前招降而徹底否決了劉愛塔主動歸順袁可立的初衷。但劉愛塔一心報效國家並最終戰死疆場，有大宋李顯忠之風，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爲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爲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劉愛塔以“狸貓換太子”的“詐死”手法瞞過後金，金人還曾經給予劉愛塔十分優厚的待遇，努爾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間計”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塊無法癒合的歷史硬傷。滿清取得政權後，康乾兩世大興“文字獄”，在自己編修的《明史》中對曾經影響過明清戰爭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龍、劉愛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傳，連一個小小的附傳都不肯留下，還在精心編撰的《明史·袁崇煥傳》中杜撰出來一個自前明百餘年來聞所未聞的所謂崇禎皇帝中金人“反間計”“冤殺”袁崇煥的離奇情節，以報袁可立“反間”劉愛塔的史羞，達到慰藉自己和譭譽明朝君臣的政治目的。
籌餉多募兵 節制毛文龍
“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龍)膽智。”(《節寰袁公行狀》)袁可立爲了向前推進沿海防禦，曾多次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陛應賞應恤之官兵相應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爲議序，以侯俞旨施行。(《三朝遼事實錄》)”甚至在地震時還在向朝廷上疏請求“預籌毛帥之接濟”。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毛文龍)爲奏請”(《明史》)的反對和非議。
袁可立早年含冤罷官二十六載，復出後擔任過天啓皇帝的老師，此次東征受顧於上命，大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志。縱觀明代巡撫節鎮登萊，袁可立是唯一從大局出發長時間有效支持毛文龍的登萊巡撫，他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毛文龍的主要戰績和榮譽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
關於袁可立對毛文龍的節制，明朝廷是有明確事權的，“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屬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線就是“撫不能制鎮則易撫，鎮不能制夷則易鎮”。毛文龍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斷被加秩晉階，開始恃功自傲，而其時朝官對毛文龍的質疑聲浪日高。天啓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僉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乃滿浦、昌城之捷，謂兵不滿千，未交一戰，不遺一矢，而使(虜)自相踐踏，其被炮死者二萬有餘，馬之走死者三萬有餘，止餘真 夷二萬。公(袁可立)心頗疑之，私謂敷實而後報，不失於慎。”(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於是移檄東江，核其虛實。而毛帥嫉公如仇，嗾言官尋端中之。”(《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
文龍“交關逆奄魏忠賢，張大其事，覬覦封爵。…構內旨，得舉刺文吏。”袁可立奉旨覈查他的戰報和軍餉，由此爲毛帥忌恨。嗾使言官閹黨分子宋禎漢苟合自己的幾個同年東林人士宋師襄、方有度、龐尚廉等輪番惡意攻擊袁可立，以至於天啓皇帝看不過去，公開打抱不平切責道：“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明熹宗實錄》) ，最後是言官忘攻無稽，“上不聽，旋以平蓮功加秩(袁可立)兵部侍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時朝中閹黨橫行，黨派相攻者無虛日，而閹黨也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孫督師之翼。袁可立沒有意氣用事，而是“力柔其(毛文龍)骨”(《節寰袁公行狀》)，勸毛“臣子勿欺”(《節寰袁公傳》)，他認爲毛文龍的存在事關明金戰爭大局，不是隨便找個人就能替代的，最後是自己選擇了“功成身退”，但天啓帝十分眷顧於袁可立，接連七次上疏辭官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導致了後來一系列悲劇事件的發生，這可能也是毛文龍和當時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袁崇煥急功近利，打破固守持久戰的戰略，孫承宗和袁可立一早既定的從水路牽制後金守遼的戰策已經破產，基本已經宣告明廷在遼東的敗局。
袁可立離職後，毛文龍和登撫繼任者關係更加不好，失去了有效的策應和後盾，再也沒有發動過象樣的戰役，連大將張盤也因爲缺乏後援而陣亡。直到毛文龍被力主議和的袁崇煥擅殺，致沒有後顧之憂牽制的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有言“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的評價是十分中肯的。可以說袁可立和孫承宗的先後離職是明金戰爭形勢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鎮總兵，曾在平倭和收復臺灣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經他招募和訓練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陸續增援策應毛文龍。然毛文龍跋扈欺瞞，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間調和無果，以至於後來毛文龍有頭大不掉之勢，於是纔有“登撫(袁可立)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石隱園藏稿》)的局面。天啓四年，魏忠賢當權，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等清流相繼遭罷，袁可立也於此時再次去職。袁可立去，孫承宗左臂有失，沈有容無有所依，也決然隨袁可立而去。自此，初具規模的登萊防務漸趨瓦解。
馭兵多方略 杯酒釋兵權
天啓三年(1623)春節過後，登州迎來了一年一度的元宵節燈酒會，期間忽然接到兵部令，說是山東巡撫趙彥應濰縣縣令的請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發大兵平叛，濰縣縣令說駐防濰縣(今濰坊)的李性忠和張爾心部要發動兵變攻打濰縣，得知情報的將官大驚失色，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且登萊水師向以遼兵爲多，此事處理不好恐擾軍心。而濰縣一帶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亂作一團。
接報後的袁可立並沒有應兵部和山東巡撫之請馬上發兵，他私下馬上派人找到總兵沈有容瞭解覈實李性忠和張爾心的最新情況，因爲二人都是奉袁可立之命經沈有容召集和訓練過來的遼將，他對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擔保說二人對大明忠心可嘉，只是軍中和地方上因爲物資供應的問題的確存在一些矛盾，至於叛亂之事還望再三斟酌覈實。但爲確保無虞，袁可立命登萊道監軍譚昌言持令書飛騎以犒酒的名義解除了二將的兵權，並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對二將予以安撫。監軍對衆將官傳達袁可立令狀曰：“遼將吾將，遼民吾民也，誰敢輕言發兵者?”並飛箭告諭濰營兵士，合營將士皆感泣袁可立赦免之恩，從此更加聽命。而時已至午夜時分，酒會正酣，一場驚動大明兵部和山東、登萊兩地巡撫的未遂事變被平息於帷幄之中。“其馭事多方略，類如此。”(《睢州志·袁可立傳》)
“癸亥春，濰縣有報，張爾心約同李副將性忠謀以元宵舉兵叛者。報至之時，兩監司在座，皆驚惶失色。公徐命小隊呵殿而過沈帥，尋性忠何狀。沈以百口保之。公曰：‘但令解其兵柄，無患也。’復移文縣令無張遽而遧(?)，衆始安。蓋遼人□扈，自其性 (忠)渡海，依登萊，覉孤畏人，惟鼻息是仰。居久之，東人以爲是刀斧之餘，遇之橫，而遼人不受前恭後倨。仇 是 飛語所加者，皆遼將也。公蓋洞識其情，每從鎮靜雲。”(《節寰袁公行狀》)
朝鮮起禍變 聲罪勸濟師
明末陸路爲後金所阻，朝鮮軍政多歸登撫節制。天啓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屬國朝鮮弒君篡權，國王李琿爲其侄李倧所篡，違背明朝一貫主張的普世價值，負責節制朝鮮的登萊巡撫袁可立第一個就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看得廢立之事，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一朝傳聞，豈不駭異。”(李民宬《敬亭集》)。他上疏明政府：“李琿襲爵外藩已十五年，於茲矣，倧即系親派，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豈容倒置。即琿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琿，且無中國，所當聲罪致討，以振王綱。”(《明熹宗實錄》)但鑑於當時明朝正與後金用兵，袁可立又疏請“謂奴方欲西寇，當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掃，以蓋前衍。”袁可立從全局和實際出發退而求其次，“但封疆要事，民力不給，即當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討逆復辟。若果李倧迫於妃命，臣民樂以爲君，亦當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頒赦詔。令祗奉國妃，如國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國榷》卷八十五) “請正詞質責之，以濟師助剿爲券，與廷議合。”(《節寰袁公傳》)。
天啓三年(1623)六月十一日，朝鮮派出328人的龐大使團來登州拜見袁可立說明事變始末，以求獲得明政府的冊封。
但袁可立關於“仁祖反正”的主張一直攪動着朝鮮歷史的神經線，尤其是袁可立所上《請討篡逆疏》中“又系倭夷之婿，廢立之舉，實借倭爲之。”之語(《兩朝從信錄》)，更令朝鮮人切齒痛很，直到今天韓國的史學家們仍在不停地改寫這段殘忍篡權歷史，同時鑑於現代國際實用主義格局，他們想盡量把中華文化的歷史因素最大限度地去除殆盡。後來在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朝鮮曾多次派出龐大使團來中國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等書記載甚詳。
剛正持朝剛 忤逆魏忠賢
天啓四年五月初三，皇帝諭戶、兵、工三部及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諭!”天啓五年四月二十日，上傳兵部：“方今邊疆多事，擇將須用謀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寶訓》)。十一月十八日，邊事告急，廷推袁可立兵部添注右侍郎。六年閏六月初九，爲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時尚書馮嘉會老庸媚黨，兵部事實賴可立署理。
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禦，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反對袁崇煥與後金議和，“經略遣人爲(老酋)弔祭，公(袁可立)恨其辱國非計，颺言於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嘆曰：‘以此封拜，不慮貽笑後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馬(崔呈秀)聞之逆璫(魏中賢)，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節寰袁公行狀》)。三年後袁崇煥終因“通款”獲罪遭殺身，然其時毛文龍已被袁崇煥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牽制之勢已漸趨瓦解，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
三殿大工正興，兵部左侍郎有閱視之責，“逆璫魏忠賢與崔司馬柄肆虐，有事大會無不呈面媚顏，公獨屏居人後，不假辭色。”(《節寰袁公行狀》)天啓六年(1626)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本來魏忠賢也有意依賴袁可立的才望來支撐和平衡多事的明兵部，但出於全面奪權的目的，閹黨已經無法隱忍袁可立的忤逆不順，下決心將袁可立排擠出朝。袁可立當堂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遂被迫致仕歸裏。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爲本兵，自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閹黨一手握定。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節寰袁公傳》)。雖有輔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絕意仕進”。皇帝感帝師之誼，念登萊戰功，特授兵部尚書，準馳驛乘傳歸。 天啓七年(1627)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節寰袁公傳》)。誥封三世，父如子官。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爲袁可立鳴不平，後被魏忠賢迫害致死。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 袁可立爲人公正廉直，識大體，顧大局。天啓年間，魏忠賢專權，東林黨人遭受打擊，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爲國事所憂，本意排除黨爭取中立，且終日忙於遼務，但思想傾向東林，魏忠賢由是恨他，同時一些激進的東林人士甚至聯合閹黨分子宋禎漢尋釁攻擊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東林黨領袖高攀龍致書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走向了與閹黨鬥爭的前臺，每議事“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閹黨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軋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環伺公門，思坐以不法”，但終因袁可立素享清望“而無可乘借。”(《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
袁可立做事幹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幹的官員。儘量遠離黨爭多做事，爲清流官員在晚明黨爭紛擾的朝堂上爭得一席之地，在羣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於功名”。其時朝野爲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後來烈皇帝欽定逆案，查實“贊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臣工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崇禎即位後，戰事日急，“己巳(1629年)，虜薄都城。公條上方略，密緻當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議，袁可立皆謝絕不出。“屢以起廢推轂於銓曹，公淡然弗屑也。”“及撫按薦牘屢騰，而公雅尚高潔，其視一官若敝屣也!”(《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公乞骨骸者七。”可立剛直成性，再削再廢，所用未盡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不於毛帥、魏璫之時，得行其意，展布四體，韓範之業，豈顧問哉!”(《節寰袁公傳》)。
其門生故吏節烈者獨多，即在朝亦爲清流。門生黃道周撰有《節寰袁公傳》，以文章風節高天下，綱常萬古，節義千秋。門生倪元璐官至戶部尚書，曾作《袁節寰大司馬像贊》。劉理順爲崇禎七年狀元，親赴睢州督理“袁尚書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禎死煤山，倪劉二公雙雙殉國，並僕從十數人，壯烈爲亙古未見。高攀龍爲東林黨首，繆昌期、周道登，俱與袁可立交從過密。袁可立是孫承宗的積極支持者，共同主遼，滿人蜷伏。戶部尚書李汝華，與袁可立同鄉，子孫數代延世交好，爲睢州美談。
董其昌爲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題《袁可立像》曰“忠誠幹國，正直立朝”，並以八十一歲高齡親爲袁可立撰寫《節寰袁公行狀》：“嗚呼哀哉!念其昌與公同舉於蘭陽陸宗伯(陸樹聲)先生之門。……雖天涯契闊，合併恆難。要以風義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以閹黨柄權，二公相繼請告歸。中央電視臺《國寶檔案》欄目《疏林遠岫圖》，對袁可立和董其昌一生的故交佳話進行了生動報道。
臨行觀海市 賦詩傳千古
天啓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將離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數年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島下先涌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寄園寄所寄》)。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山東海疆圖記》)，成爲中國古代罕見的 “海市”實錄。字由董其昌書寫，溫如玉刻石，成珠聯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省睢縣圖書館館長劉學升將這一珍貴石刻複製於袁可立的別業袁家山上，使其得以迴歸故土，傳爲睢陽文化佳話。
董其昌與袁可立同年，少年時曾夢及必與袁可立同舉進士，後來二人果然同舉於陸樹聲尚書之門，並在王椷的《秋燈叢話》中爲後人留下了令歷代命相學家競相探索的歷史迷題。
袁可立“生平於書無所不窺，旁及書畫，真草秀潤流麗，隸書風骨道勁。而畫梅蒼古，則趙孟頫也。”(《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至今在蓬萊閣蘇公祠內留有其詩文手跡刻石，其骨力透穿石，與其人品相得益彰。
由於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爭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將領，並在其兵部任職期間強烈反對與後金“議和”，而建州之事又是滿清統治者之大忌，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史無前例的“文字獄”興起，袁可立的老家商丘一帶更因爲夏邑彭家屏一案而成爲血洗的重災區。清乾隆四十二年，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寫的《節寰袁公行狀》，因該文多有所謂“詆斥滿洲語句”的地方，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直到清朝光緒年十七年(1891)，董其昌書丹的“袁尚書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爲藉口強行拆毀。
金陵陷落後，袁可立的兒子袁樞秉父志“死忠死孝”(《節寰袁公行狀》)不仕滿清抑鬱絕食而卒，死後六十年才得以被睢州人公祭，“(康熙)河南巡撫都御史李公以事久論定，允州人請，檄祀公於瞽宗。”(田蘭芳《石寓袁公葬墓誌銘》)
袁可立子孫三代皆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歸裏還前願 建造袁家山
道教經典著作《道藏輯要·在陸肇祥》記載道：“袁可立降生之日，淮(袁可立父)夢呂帝(呂洞賓)引一小童雲：‘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將小徒爲爾後。曰：異日此地當出仙人’。即以此肇祥。”六十年後袁可立真的來到了傳說呂洞賓現身的地方登萊任巡撫督理大兵抗清防海，並在海戰中遇險受到過呂洞賓的保佑。袁可立退休後在睢州南城別墅陸園中建起袁家山道場供奉呂洞賓，數百年來一直困擾着南來北往的命相和道教學者競相探索。
袁家山又名小蓬萊，本爲袁大司馬平泉舊墅，別稱“陸園”，內建呂祖廟，是一處全國罕見的明代船形建築羣，現爲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袁家山建成後，數百年來都以“袁家山”名稱相沿襲。清康熙年間，狀元彭定求蒐集成書的《道藏輯要》稱“袁家山”，這是到目前爲止見諸史料的最早記載。 關於袁家山的建造，《道藏輯要》記載：“襄邑(睢縣)有袁家山，明兵部尚書袁可立在陸園地也。四圍林樹高聳，巖壑水水，木清華景逾濯錦。額曰：‘夢覺迷津’。後供呂帝闔目睡像，趺坐胡牀前。設丹爐，最後高亭四敞，豁達清虛。上供長生大帝及八洞仙祖聖像，皆飛現雲中。前後壁之間，留題聖蹟頗多。……而晚(袁可立)尤愛道，故於在陸園崇建殿宇數重，位置悉系夢中指點。皆隱寓丹訣之祕，至今靈應昭然焉。”
“當司馬公在前明時，宦歷中外，逮乞休歸田，築別墅、池林、山榭，逶迤十餘里，不絕名花美石，極一時之勝”(《袁任墓誌銘》)。“公營別墅於牟駝崗，以娛兩尊人。偕夫人長跪，柔旨酒奉以爲壽，旦夕善事之。又築園城南，命歌者擊鼉(tuo)鼓雲，璈聲琅琅，爽振駟伐，以寫其胸中砰訇磊落之氣。”(《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
史載袁可立任登萊巡撫期間曾“造艅艎爲海防”，他致仕歸裏睢州後懷念軍旅生涯便仿照這種大型船艦形制在睢州南城一汪碧水自己的別墅“陸園”中設計建造了袁家山道場，供奉呂洞賓等八仙衆神，隨後數百年間在睢州一帶形成了帶有強烈地方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質的“袁山”文化現象。袁家山的建造還有一個神奇的傳說：明天啓二年(1622)，明皇帝派袁可立以右僉都御使巡撫登萊一帶，招募水師“備兵防海，贊理徵東軍務”。一次袁可立與抗倭名將沈有容乘艦船出海指揮將士至琉球與倭寇(一說後金軍)作戰，戰船行至大海中間，忽然狂風大作，惡浪掀天，兵船險有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呂洞賓現身於袁可立面前，袁可立急忙禱告保佑，煞時風平浪靜，一仗取勝，歸朝後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袁尚書以爲呂祖顯靈相助，歸裏後大興土木，建袁家山道場以還願，內設呂祖廟，以後世代香火不絕，明清兩代成爲睢州遠近聞名的大道場，世稱袁家山。又仿山東蓬萊閣體制而建，風景異常優美，稱“小蓬萊”。遠遠望去，袁家山恰似一艘戰船盪漾水中，與周圍碧水構成一派山水園林景象，列睢州八景，曰“仙峯滴翠”。數百年來，雄偉的氣勢有增無減，引無數名人學士競相歌詠。
天子賜祭悼 崇祀名鄉賢
崇禎六年(1633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與徐光啓同年生死。大宗伯董其昌言於帝，帝譴使至睢州祭葬，首輔孔貞運親爲墓銘。崇祀山東登州府名宦祠、河南睢州鄉賢祠，並在袁尚書府第前街衢之中修東西過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規模高大，雕工精巧，額字亦佳，分列縣公署兩旁”，可謂盛典(《河南通志稿》)。“訃聞，上遣官視葬，有司陳祭，博士弟子員鄉三老俎豆之於學宮之旁。”(《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
其府第後院“藏書樓”下爲許定國刺殺南明大將高傑處。袁尚書墓在州城東南，載《河南通志》。著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韻學要覽古詩選》、《評選古唐詩》等。
子袁樞，字伯應，號環中，又號石?(“寓”)。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善騎射，有邊才，工詩賦，爲明末書畫及收藏鑑賞大家，曾藏有《瀟湘圖》、《夏山圖》、《蕭翼賺蘭亭圖》、《層巖叢樹圖》、《秋山圖》、《山陰圖》、宋《鬆桂堂帖》等，藏品流散天涯不爲世所知者殊多。張庚《國朝畫徵錄》卷首列傳。明亡抑鬱絕食而死。
女三，所聘皆名士。
孫袁賦誠，知名守令，載《碑傳集》。袁賦諶，蘊藉善收藏。賦諴早卒。
(參見 互動百科·袁可立、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孔貞運《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陳繼儒《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何出光《蘭臺法鑑錄》、錢謙益《袁可立誥命五道》、《明實錄》、《國榷》、《睢州志》等)
崇禎朝首輔孔貞指出：“使天假數年,則公(袁可立)將奮謀決策,焚冒頓之虎落,犁老上之龍庭,以抒我皇上東顧之憂。 ”對扶危定傾的袁可立來說是中肯而貼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