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國人口爆炸式增長的一個時期。清初，承明末大亂之後，社會生產漸次得以恢復，清朝中期人口出現井噴式增長，乾隆年間更是突破3億大關，爲了養活如此衆多的人口，使對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的番薯，從南向北得到大面積的推廣，成中國境內更廣大地區下層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現在有人稱康乾盛世爲“番薯盛世”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說到番薯，乾隆都得去感謝百年前的一位英雄，是他從南洋千辛萬苦地將番薯從殖民者手中帶到中國。
話說大明萬曆年間，有個福建人叫陳振龍，他自幼飽讀經書，年紀不到二十就中的秀才，可是等到考舉人的時候卻屢考不中，因而厭倦科舉，乾脆來個棄儒經商，跟同鄉一起去呂宋島(菲律賓)做生意。在隆慶五年(1571)的時候,西班牙人就以武力征服了呂宋,並以呂宋爲基地,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所以當時呂宋華人特別多尤其是福建人，海貿十分發達。
在呂宋的時候，陳振龍沒有把注意力放到生意上，反而對當地種植的一種農作物十分感興趣。此物， 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穀”，當地人稱作朱薯。他以敏銳的眼光認識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聯想到家鄉“閩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貧，賜雨少愆，饑饉存至，偶遭歉歲，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種鄉土，將是一件造福萬民的大好事。但是朱薯是西班牙人帶過來的，因而控制十分嚴格，只能在當地種植，嚴禁帶出島外。於是，陳振龍只能潛心去學會了朱薯種植之法，暗地裏等待時機。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陳振龍不顧當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準帶朱薯出境的禁令，花巨資購得幾尺薯藤，爲了避開檢查，將薯藤絞入吸水繩中(另有“編入藤籃”、“封裝於竹筒中”等說法)，藏匿於船中，經七晝夜航行，終於將薯種帶回故鄉福州。
當時正趕上福建大旱，五穀少收，撫金學曾爲此大傷腦筋。陳振龍讓其子陳經綸向巡撫金學曾呈報《獻薯藤種法稟帖》，彙報其父帶回薯藤的經過，並說明呂宋種植朱薯之利，建議試種朱薯以解糧荒。金學曾令其覓地試種。振龍父子即依照土人傳授種植之法，在達道鋪紗帽池舍旁空地試種。4個月後，朱薯收穫，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可以充飢。陳經綸再上《獻番薯稟帖》，稱番薯適合東西南北種植，懇切請求金學曾“乞廣生民計，通飭各屬效文栽種，以裕民食”。金學曾採納建議，通令各地如法栽種，大獲豐收，閩中饑荒得以緩解。金還在陳經綸所獻《種薯傳授法則》基礎上，寫成中國第一部薯類專著《海外新傳》。閩人感念金學曾之功，將朱薯改名金薯，又因來自“番國”，俗稱番薯，我們現代還稱爲山芋、地瓜。並在福州、福清等地建報功祠，專祀金學曾和陳振龍。
但是可惜的是這種神奇的農作物進入中國的時間還是太晚了，它沒能在崇禎大災中拯救大明。主要原因是這種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麪粉，雖然吃下去很耐飢餓，但口感太差難以下嚥，若不是迫於無奈很少有人吃，吃多了之後還有脹氣、泛酸等不良反應。因此百姓對這種高產作物種植積極性不高。而到崇禎年間，全球進入小冰期，天災人禍不斷，推廣種植紅薯，從時間上來說已經來不及了，況且災區農民起義不斷，明政府也已經不具備推廣種植的條件了。
最終紅薯便宜了清朝，造就了最後一個康乾盛世。其中陳振龍的子孫也出力不少，“克承世業”，一直致力於將番薯引種、推廣到全國各地，功績卓著。陳振龍的曾孫陳以柱在浙江省鄞縣試種番薯，把番薯從閩中推廣種植到長江流域。到乾隆年間，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帶領幾個兒子把番薯引種到山東，在北方各地推廣。他不僅贈送薯種和傳授技法，還四處自費張貼招貼，動員百姓種植番薯。並撰寫《金薯傳習錄》傳世，該書是我國我國第一部甘薯專著，是寶貴的農業科學史文獻。據說乾隆盛世的主角乾隆皇帝本人也特別愛吃番薯，他能活到89歲跟喜歡吃番薯也有一定關係，曾稱讚道：“好個紅薯!功勝人蔘!”
陳振龍把甘薯引入我國，改善了我國農作物的結構和食譜，成爲我國舊時代度荒解飢的重要食物之一。據古籍記載，荒年時，“鄉民活於薯者十之七八”。清乾隆年間，甘薯已推廣到全國大部分地區。目前全國甘薯種植面積達一億多畝，年產量折原糧達三千萬噸，佔世界甘薯總產量的80%，清道光年間，福州人在烏石山建“先薯亭”以紀念這一成功的引進。370年後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到福州考察，特地去福建省圖書館查閱那一本奇書——《金薯傳習錄》。郭沫若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與詩意，揮毫寫下了《滿江紅——爲紅苕傳入中國370年而作》：
挾入藤籃試祕航，
歸來閩海勤耕織。
此功勳當得比神農，
人誰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