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堂隆爲西漢經學家高堂生的後代。他在少年時爲諸生，被泰山太守薛悌任命爲督郵。當時郡裏的督軍和薛悌爭強，直呼薛悌的名字並訓斥他。高堂隆按劍怒斥督軍說：“從前魯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上高階;趙王彈奏秦箏，藺相如奉瓦缶讓秦王演奏。當着臣下面而直稱君名，按禮儀該責罰你。”督軍大驚失色，薛悌也趕緊制止。後來，高堂隆辭職，至濟南避難。
盡心盡責
建安十八年(213年)，高堂隆被曹操任命爲丞相軍議掾，後來擔任歷城侯曹徽的文學(官職)，又轉任歷城國相。曹操去世時，曹徽不但不哀痛，反而四處遊獵，高堂隆嚴厲勸諫，盡到了職責。後擔任堂陽縣長。
黃初三年(222年)，高堂隆被任命爲平原王曹叡(即魏明帝)的王傅。
太和元年(227年)，曹叡即位，任命高堂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曹叡登基伊始，羣臣認爲應該大擺筵宴。高堂隆說：“唐堯、虞舜有極靜之癖，殷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認爲不宜大擺筵宴。曹叡敬納了他的意見。
高堂隆後任陳留太守。陳留郡有一位牧民名爲酉牧，已經七十多歲，有品行，被高堂隆召爲計曹掾，酉牧受曹叡賞識，被特別任命爲郎中，以此作爲對他的顯寵。後來，朝廷徵召高堂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
高堂隆因善佔天象，博學多聞，而被曹叡授以推校《太和歷》的重任，期間他多次與太史爭論。高堂隆的意見雖然最終沒被採納，但其學識從此被認可。
直言不諱
青龍(233年—237年)年間，曹叡大興土木，取回長安大鐘。高堂隆上疏勸諫說：“從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會周公旦的制度，既鑄造了大錢，又建造大鐘。單穆公勸諫也不聽，泠州鳩批評也不理會，迷途不返，周朝國運因此而衰弱，這些都記錄在史，作爲永久的借鑑。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歡敘說秦漢的奢侈靡麗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鐘這樣的亡國之器，勞民費時，有傷於德政，這是自取亡國，並不是振興禮樂、確保神明美好的途徑。”
這天，曹叡巡視上方，高堂隆與卞蘭從行。曹叡把高堂隆的上表交給卞蘭，想爲難高堂隆，說：“興衰在於政治，跟音樂有什麼關係，政治之退化，怎麼能是鐘的罪過呢?”高堂隆說：“禮和樂是政治生活的大事。所以簫韶演奏九次以後，鳳凰飛來，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穩定，刑法得以實施。這是和順的最好例證。新聲瀰漫，商辛隕命;大鐘鑄成，周景王衰敗，都起因於此，怎麼說與政治的興衰不相關聯呢?您的一舉一動都要記載在史書中，這是歷來的規則，如果您的行爲不合常道，怎麼向後人作出表率呢?聖王願意聽取下人批評他的缺點，這是勸規補過的正途;忠臣願意盡心盡職，所以才能爲了君王而奮不顧身地勸諫。”明帝認爲說得有理。
後來遷任侍中，兼領太史令。崇華殿遭火災，曹叡下詔問高堂隆：“這是什麼災禍呢?按禮節，該有祈禳之義嗎?”高堂隆說：“所有的災禍，都是向人們展示誡告。只有修行禮義與品德，才能戰勝災禍。《易傳》說：‘上不節儉，下也不會節儉，所以會引來大火。’又說：‘如果君王大修高臺，天火作災。’這是因爲君長只知道修繕宮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應之以乾旱，火災從高殿而起。上天提出鑑誡，讓災異告訴陛下：陛下應該尊崇人道，愛惜民力，以順天意。從前，太戊時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時，雉落在鼎器上。他們都視之爲災異，感到恐懼，進而修治德政。三年以後，遠方的部落也來朝貢，所以稱他們爲中宗、高宗。這是前代明鑑。今考古書，凡是災異發生，都通過燃燒宮室爲誡鑑。但今天所以要大興宮室，是因爲後宮人數太多啊!應當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餘的都應放出來。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訓導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譽久遠的根本原因。”明帝又問高堂隆：“我聽說漢武帝時，柏梁臺發生火災，武帝大修宮殿來鎮災，這是爲什麼呢?”
高堂隆說：“我聽說西漢柏梁臺火災之後，越國有巫者出個主意，應修建宮室壓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宮，以壓火祥。這是夷越巫者的計謀，決不是出自聖賢的訓導。《五行志》有言：‘柏梁臺火災，其後有江充巫惑衛太子事發生。’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記載，越國巫者勸漢武帝修建章宮以壓火災，並沒有起作用。孔子說：‘災異按類與人們的行爲相感應，人神相感，用以懲戒君主。’因此聖賢往往見災異就躬身自責，修養道德。當今應停止民役。宮室制度，應從儉約爲好，只要能抵禦風雨，能講求禮儀就行了。清掃一下災禍發生的地方，不再於此地建造宮殿，莆嘉禾一定會生長此地，用來報應陛下虔誠恭謹的品德。怎麼能讓百姓疲勞，讓國庫空竭呢?這樣做，並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會讓外人心服的啊!”曹叡於是修復崇華殿，當時郡國出現了九龍，又改名九龍殿。
開始建造陵霄闕的時候，有喜鵲在上面築窩，曹叡問高堂隆此爲何故。高堂隆說：“《詩經》說：‘喜鵲築窩，鳩鳥居住。’現在興建宮室，蓋陵霄闕，喜鵲築窩，這是宮室未蓋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徵兆。天象像是在說，宮室未蓋成，將會有異姓人住進去，這是上天在勸誡您呢!天道是最無私的，只和善人相親，不能不有所防備，不能不深刻反思。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繼位的，但他們不恭敬地聽取上天的明訓，只聽信諂言，隨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國了。太戊、武丁，看見災異而感到恐懼，趕緊聽從上天的勸戒，所以迅速興盛壯大。當今如果停止各種勞役，崇尚節儉，廣施德政，處處遵循帝王的禮德，翦除天下大患爲民興利，那麼，你就可以成爲繼三皇五帝之後的偉大的帝王，殷王轉禍爲福又怎能與您相比呢?臣下做爲您的心腹，如果能輔佐皇帝，保全國家，即使身死族滅，在所不辭。我豈能懼怕惹禍招災，就不聞不問，讓陛下聽不到切至的忠勸呢?”聽了這話，曹叡爲之動容。
同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顯得特別明亮。高堂隆上疏說：“凡是帝王遷都立城，都首先確定天地社稷的位置，並恭敬侍奉它。凡建宮室，首先應是宗廟，其次車馬庫和糧倉，最後纔是宮殿。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還未確定下來，宗廟的制度也沒有按禮儀實施，卻修繕殿堂，讓官員放棄日常業務，農民放棄農耕，後宮所需費用，與興兵軍費大體相對，民不堪命，都含怨怒。《尚書》說：‘天聰明，是因爲萬民聰明，天明畏，則因爲萬民也知道威儀。’轎伕作頌，上天賜予五種福事，百姓怨怒，則天降六種凶事威恐，是說上天的獎賞與懲罰，順應民心民意。因此，臨朝當政，首先應安撫民衆，然後遵從古代的教化，成爲帝王，百官以及廣大百姓共同遵從的準則，從古至今，無不如此。以不加斫削的柞木爲樑，建造低矮的宮室，唐堯、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後世;修築玉臺瓊宮，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今天的宮室規格，早已違背禮儀制度，而且還要興建九華殿，華麗鋪張，前所不及。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發光，進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這是上天寵愛陛下、向您發出勸戒的徵象，始終都滯留在尊位，殷勤鄭重，想要感動陛下，這是慈父般懇切備至的訓誡啊。應當按照孝子的禮節，明告天下，垂範後世，不應疏忽，冒犯天意。”
當時國家多有徵伐之事，刑法苛刻。高堂隆認爲當務之急應是推行禮樂，崇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重儒士，推舉隱逸之人，制定各種禮儀，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顏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節儉，然後準備禮儀，實行封禪，就可以不發生戰爭就一統天下。高堂隆還認爲，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顏色，改變徽號，變動器械，這是自古以來的帝王爲新人耳目、改弦易轍的基本辦法。所以要敦促修改舊服。曹叡聽從他的建議，將青龍五年(237年)的春三月改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爲黃色，宗廟祭品尚白，按地正建醜，以農曆十二月爲正月。高堂隆後遷升爲光祿勳。
曹叡大肆修築宮殿，雕飾觀閣，鑿取太行山的石英，開採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園建起景陽山，在太極殿北築起昭陽殿。又鑄造黃龍、鳳凰等奇偉的野獸，用以裝飾金墉殿、陵雲臺和陵霄闕。大耗人力，又有天災人禍屢次出現。
高堂隆上疏勸諫，言辭急切地說：“天地間最大的品德是生，聖人最大的寶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權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財。士民是國家的寶物，穀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沒有好的年成穀物不會豐收，沒有勞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製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親耕，用以勸導農民種莊稼，種桑養蠶，才能織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來宣佈自己的虔誠和措施。伊唐時代，厄運四起，洪水滔天，派鯀去治水，沒有成效，於是又推大禹，隨山砍樹木，前後經歷了二十二年。災異之嚴重，空前絕後，而百姓勞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沒有比這更長久的了。而堯、舜君臣，和平統治而已。大禹治水，設顯九州，官員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級，君子小人，各有服飾。而今並沒有大禹時那種危急，卻動用了各種人力大興土木，讓四邊鄰國都知道了，名聲實在不好。如果載入史冊，更不會流芳千古。因此，有國有家的人，近則取之於身邊，遠則取之於物，溫馨養育，所以說‘聖賢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勞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飢餓備至，連年關都過不去。應當撫卹下民，解救他們的困頓。
臣察閱了古書的記載，天人之際，沒有不發生感應的。因此古代聖賢，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陰陽的規律，兢兢業業，惟恐有所違失。然後國家才能興旺。德行與天神相符，發生災異後，應當有所警懼，趕緊修養德行，這樣才能昌延國運。至於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則，不採納良臣的忠告，隨心所欲，疏忽勸誡的作用，則很快就會招致亡國。
天道顯著，不必細說，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慾、廉貞，各居其一。如果這些本性興動於內，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慾望很強，而意志薄弱，則情性縱橫，禁而不止。精誠不能制服，就會放縱無極。情性的本願，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沒有人力財力不行，沒有穀物綿帛也不能。如果情性過強，則人不堪其驅使，也無法滿足其物質方面的要求。勞苦、欲求同時發生，災禍也隨之來臨。因此不斬斷情慾，就無法供其需求。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來看，禮義的制定，並不是拘泥自己，而是遠離災害而振興國家的根本大法。
而今吳、蜀兩個敵國，決不是勢單力薄的小賊。他們佔據天險，擁兵衆多，各自稱帝，想和中國爭一高低。如果有人來報告說，孫權、劉禪都講究道德修養，主張節儉，減削租賦，不沉湎於玩好，尊重長老，遵守禮則。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對其警惕，並不希望他們如此嗎?因爲他們這樣做，就很難征伐，這不是國家的憂患嗎?如果有人說，孫權、劉禪窮兇極惡，勞民傷財，斂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勃然忿起，想要討逆伐賊，解救百姓嗎?再者，難道不會慶幸敵人疲敝而討伐容易嗎?如果是這樣，從別的角度來思考，這裏的道理實在不難明瞭。
秦始皇不修養道德的根基，卻修築阿房宮;不憂慮禍起蕭牆，卻修建萬里長城。當時的君臣所以這樣做，也都是想創立萬世功業，讓子子孫孫有天下。誰能想到在一個早晨，匹夫一呼應者如雲，天下頓時傾覆。所以我認爲，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們的所做所爲會導致敗亡，他們也就不會這樣做了。因此亡國之君絕不會料到自己會滅亡，但終究還是滅亡;聖賢的君主總怕亡國，但終究不會亡國。從前的漢文帝可謂賢主，躬行約儉，流惠下民，而賈誼卻以危言作比，說是天下即將傾覆，可爲痛哭的事有一，可爲流淚的事有二，可爲長嘆息的事有三。更何況天下凋弊，百姓沒有任何儲備，國家也沒有夠吃一年的積蓄。強敵在外，邊境大軍屯積，而國內卻大興土木，州郡不寧。如果出現敵人入侵的緊急情況，我擔心天下有變，結果不堪設想啊。
再說，將吏的俸祿已逐漸折減，與過去相比，不過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職者不再供給官糧，不應繳納的財物也比過去增加一半。這說明如今官府財政收入應比過去多，但還是每每不足，徵收牛肉這樣的小稅，前前後後也進行過多次。反而推之，這些費用，都出自何處呵。俸祿賞賜用的穀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讓官吏和人民盡忠盡節的基本手段，而今連這點手段都廢而不用，無異於不讓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這些吏民，卻又失掉他們，人們怎能沒有怨言呢!《周禮》說：大府掌管九賦之財，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滿足其用。滿足各自的用費之後，多餘的財產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財，必須徵詢大臣。而今陛下與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臺閣近臣，都是心腹之人，應當無所忌諱。如果看見財物的增減而不敢陳述，從命奔走，惟恐不及，這只是具體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從前李斯教導秦二世說：‘作爲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監獄一樣。’二世遵循此言，結果亡國。李斯也遭滅族之災。因此司馬遷認爲李斯不能正直勸諫，所以告誡後世。”
曹叡審閱奏書後，對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說：“看了高堂隆的奏書，使朕感到畏懼不已。”
臨終猶諫
高堂隆病重時，無法寫字，只能口述奏書，大致內容是：本朝初上蒼曾發出警告，宮裏燕子巢穴中發現有一雙怪鳥全身豔紅，這是帝國最大的奇聞趣事，應該嚴防猛鷹飛揚的官僚，以免禍起蕭牆。我個人建議，最好讓諸王在封地內建立軍隊，像棋子一樣在全國星羅棋佈，分佈在全國重鎮，拱衛皇室保護中央，維護首都所在的京畿。
曹叡下詔安慰說：“高堂隆廉潔直追伯夷，其正直超過史魚，忠心耿耿，怎能小病未愈就歸回故里呢?從前邴吉有好的德性，結果病好，而且長壽。貢禹信守節義，雖然病很重，但還是得以痊癒。望注意飲食，專心養病，自珍自愛。”但不久後高堂隆即病逝，家人遵照其遺囑，入殮時給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裝，簡單地入葬。
當初中護軍蔣濟上言請求封禪，曹叡不聽。後來重新議論此事，準備讓高堂隆撰定相關禮儀，但不久高堂隆就去世了。曹叡聽聞高堂隆去世後，嘆息道：“上天不願讓我做成這件事，高堂生舍我而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