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啓七年(1627)的八月，17歲的朱由檢接替明熹宗成了崇禎帝。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被折騰的氣息奄奄，內憂外患。
崇禎帝面對不斷激化的矛盾，決定找一個人開刀，就是對滿朝敢恨不敢言的宦官魏忠賢下手。他與明熹宗乳母相勾結，憑藉明熹宗做靠山，任秉筆太監，提督東廠，權勢熏天，一是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號稱“閹黨”。崇禎繼位之初，一切事務均有魏忠賢住持，甚至威脅崇禎的安全。崇禎帝經過長期準備，在不斷鞏固權力後，終於一舉拿下閹黨魁首魏忠賢，一時天下稱快。史載“時黨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下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明季北略》
雖然崇禎下諭：“內臣非命不得出門”，以防止宦官干預朝政，然而就在他全力清除宦官集團時，卻又重蹈其父兄覆轍。崇禎二年。太監曹化淳被任命爲提督江南織造，不久，又令他提督東廠，後又把錦衣衛指揮權交給他，與此同時崇禎又任命高啓潛監寧錦兵餉;張彝憲總理戶部、工部兩個重要部門，唐文徵親督京營，王迎朝監行營等等。兩年後，崇禎又叫內臣王應朝、鄧希紹監視關、寧兵糧及各邊撫賞，從此宦官侍又掌握朝中的政治、軍事、監察、任免等大權。此後大權在握的宦官們“自是銜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羣相壅蔽矣。”《明史紀事本末》
表面看，崇禎雖然嚴厲打擊以魏忠賢爲首的宦官，卻在另一手方面積極扶持重用宦官，也就是說崇禎打擊的是魏忠賢等宦官，而非整個宦官集團。當時對於皇帝使用宦官的危害已經有了較爲系統的總結：“宦官內侍之流，若用爲耳目，即耳目蔽，用爲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明史》
對使用宦官，似乎基於明代祖制的不得已的權益之術，明代皇帝一般深居簡出，因爲祖制規矩，幾乎很少出門，缺少對外界的直接聯繫，獲取外界信息也多靠朝臣的奏摺、上疏。更多的就是要靠身旁的宦官內侍傳遞消息，雖然此前崇禎在處理閹黨的鬥爭時“無一人之助”而“神明獨運”表現了不凡的才幹，但是一個人操持國家機器簡直天方夜譚。
崇禎繼位後，閹黨雖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朋黨之間的鬥爭並未結束。閹黨餘孽仍然在尋找機會謀求獲得權力。鑑於早前的黨爭教訓，崇禎對大臣們的防範到了十分過敏的程度，因此對大臣猜忌較多，很多人不得不用卻一邊懷疑一邊使用，這也解釋了爲何崇禎誅殺許多重量級大臣的主要原因。
崇禎在位17年， 卻先後更換了內閣首輔五十人，一些人雖然並無才幹卻善於揣摩崇禎心理，博得崇禎好感。而許多有識之士則在黨爭的過程中被排擠甚至死於非命，使得本來人才缺乏的明朝，陷入嚴重的人才危機。對於使用宦官內臣，崇禎也說出了不得已的苦衷：“文武各官，朕未嘗不信用，誰打起精神實心做事?只一味朦徇諉飾，不得已差內臣查覈，原出一時權宜，若是差來不行，差他做什麼?你們外臣果有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
崇禎九年，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即日赴任，張元佐卻三日仍未出發，崇禎對閣臣感嘆說：“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內臣耶。”崇禎求治心切，希望加快政治運行效率，面對外臣的效率低下，不能跟上他的節奏，道出了崇禎用人的無奈。
此刻的明朝全面呈現出吏治混亂，積重難返，剛愎自用的崇禎性格弱點阻礙了他廣納賢士，廣開言路的開明之選，對於外臣的失望，他更願意任用自己周圍地位不高，卻對他忠心耿耿，言聽計從的內侍宦官。
崇禎大面積啓用宦官引起了朝臣的極大危機感和恐懼感，生怕再出一個魏忠賢。對此不少朝臣上書，勸諫皇帝勿用內臣，但收效甚微。張彝憲被任命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時，給事中宋可允等人多次諫言，工部侍郎高宏圖上書說：“臣部又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禮乎?”崇禎對此不予理睬，依舊行事，以至於宦官未在尚書之上。此後諫言者的結局多是悲慘，高弘圖被削籍，南京禮部主事周熙也因尚書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最後向崇禎提出了一個折中辦法，就是希望能夠抑制一下他們的權力和位置。崇禎大怒，將其削籍，其他言者輕則免職，重則下獄。
此後，崇禎非但不限制宦官的權勢，反而派遣大量內侍充當特務，監視文武大臣，廠衛特務遍佈全國，匿名告密之風大盛。
全面任用內臣宦官，擠掉了一些有才幹的人，以至於內政矛盾逐漸突出，軍國大事往往被誤判形勢做出錯誤安排。此時農民起義軍力量日益壯大，東北的滿洲人南下腳步越來越緊迫，而明朝內部卻“無事稟成爲恭，寇至則推諉百出”《明史紀事本末》。此後全面出現文官愛財，武官怕死，監軍的宦官不懂軍事卻大權在握，常常貽誤戰機，互相扯皮。
崇禎任用宦官的副作用非常明顯，當李自成的軍隊攻入北京時，就是內侍宦官曹化淳首先打開城門投降，其他宦官驚慌失措，竟說“吾黨富貴自在也”，將崇禎拋在一邊，最後只有一個內侍王承恩隨他自殺，而那些大臣們也紛紛排隊求見李自成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至此，崇禎徹底以孤家寡人的身份走進了大明的黃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