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禁在三國時期堪稱一代名將，爲曹氏集團的振興與發展立下了赫赫戰功。但樊城之役，因爲一着不慎，被關羽水淹了七軍。
于禁兵敗後先是被關羽羈押，呂蒙奪取荊州以後，又被孫權軟禁在江南。曹操死後，孫權爲了集中力量對付劉備，從改善孫曹關係的角度出發，才把于禁放回江北。
回到魏國後，曹丕對於禁戰敗後沒有殺身成仁的做法深表不滿，用龐德戰敗被殺的事蹟羞辱于禁，于禁心情壓抑，不久抑鬱而死。
爲什麼像于禁這樣擁有高資歷的老將竟會在關鍵時刻棄節義不顧而做出投降於敵軍的舉動?要知道，曹操在早期參加“討董軍”時，手下將領爲數不多，尤其是于禁這樣的異姓將領極度匱乏。因而，曹操對待于禁不可謂不厚，所加賞賜不可謂不豐。再者經歷十幾年拼殺，有數次曹操險些一敗塗地，但于禁並沒有引起背叛之心，甚至流露一絲一毫的不敬。那麼，于禁最後投降關羽就不是簡單的對於曹魏集團的不滿或者說是曹操故意地捨棄能解釋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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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他投降之後身繫牢獄的那段時間，單說他投降之前的最後一戰，也就是直接導致他投降的原因所在。
當時，劉備大將關羽進攻樊城，攻勢凌厲。樊城是魏屬荊州的門戶，一旦攻陷，則至洛陽一馬平川，甚而攻拔魏都許昌亦非難事，所以曹操必須派遣一員大將領兵前往支援。
他選的就是于禁。
這或許是曹操的又一個用人失誤。按說關羽曾經暫投於曹操門下，曹操應該知道關羽最大的特點是武藝超羣，武名之盛威震華夏。因而他所選將領需要在武力方面能夠與關羽匹敵。徐晃可以，許諸可以，但于禁不行。縱觀于禁之前的每一仗，他的才能主要體現在佈陣安營之類，而非衝鋒陷陣。所以，選他去對付“武聖”關羽，猶如以卵擊石。
而曹操的第二個用人之誤便是派遣龐德隨同前往。事實上，龐德的武藝足可以與關羽抵擋，但曹操忽略了龐德是“新人”這一個事實。所謂“新人”即是新進加入曹軍的將領，龐德便是其中之一。而指揮他的是曹操的老資格將領于禁，這就出現問題了。武力平庸的老將去指揮武力出衆的新將，一定不希望新將立的功勞比自己多吧?也不會喜歡新將處處表現出英勇善戰的樣子，彷彿顯示自己已經老朽，不堪戰鬥。
事實恰是如此。龐德每有機會戰勝關羽，于禁便鳴金收兵。以至於在一次次錯失良機後，關羽水淹曹軍，一戰得勝。這其中還有一個情況，說的是龐德在軍隊被水淹之後，仍然率領殘部堅守高地，向蜀軍射箭進攻。而於禁身旁壓根沒什麼人了，也可能是他想召集些人再戰，但無奈大家都“樹倒猢猻散”，各自逃命去了。
那爲什麼在同樣軍隊潰散的情況下，龐德仍能收攏殘兵而於禁只有投降的份兒?這恐怕涉及到于禁平素的治軍問題。前文已經說過，于禁之所以能躋身五大將領，除了他善於佈陣結營，更在於他治軍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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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曹操攻打張繡時，失敗撤軍。途中夏侯惇的部隊趁勢劫掠百姓，被于禁發覺。於是于禁自己率兵截擊夏侯惇的部隊，迫使其歸還所劫財物。這一方面表明于禁的嚴厲治軍風格，另一方面也爲他在軍中不甚得人心埋下伏筆。
另有一件事更足以證明於禁執法之嚴竟然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據《三國志》記載，于禁有一個名爲昌豨的朋友，曾是山賊，後投降曹操。但不久，昌豨在此率領山賊反叛。曹操當即派遣大軍討伐昌豨，山賊根本不是正規軍的對手，眼看就要失敗，昌豨便跑去于禁那兒求情。按照常理而言，于禁應該會放了昌豨一馬吧?至少是替他在曹操面前求求情。
但結果是，于禁以“不能失節”爲由，斬了昌豨。而事後，曹操就此事“拜禁虎威將軍”。這就多少有點踩着朋友往上爬的味道，也難怪陳壽會在《三國志》中說于禁“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而裴松之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他“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諡，宜哉。”大意爲于禁放縱他嗜好殺戮地心理來安定衆人的議論，因而最終成爲俘虜、死後被加封不良嗜好，也是罪有應得。
由此可見，于禁的投降多半是由於平時自己的殘酷、戰時的嫉妒所導致，純屬咎由自取罷了。
當然，這也不能說明於禁失敗投降就沒有一定的客觀因素。根據魏文帝曹丕後來接見從吳國放回的于禁時所說的一番話來看，在一定程度上，于禁的投降也是被逼的。曹丕說：“樊城之役，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想想也是，當時于禁身陷大水中，因爲缺少船隻，身旁又沒什麼人幫忙，兵器也被水沖走，真可謂欲戰不能、欲走不得、欲自盡又缺乏兵器，只有投降纔是唯一出路。
況且俗語云：“不以成敗論英雄。”一次的失敗投降並不能蓋過於禁此前的戰功累累，再加上于禁不得已才投降，誰知他沒有另一番打算?比如相機刺殺蜀軍將領，或者縱火燒糧草等等。
既然這樣那麼，于禁之後的死則多半是“比”出來的，而他的死與他的投降又有莫大關係。
接着上文說魏文帝曹丕接見於禁後，官復原職。然後，令他去鄴城拜見魏武帝曹操的陵墓。就在那兒，于禁看到陵屋的牆上畫滿了“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的畫像，不禁羞慚萬分，得病而亡，死後被追封爲“厲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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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蘊涵着一個重大疑點，即魏文帝曹丕對於于禁的態度究竟如何。首先，曹丕給於禁官復原職，卻不讓他立即赴任，而是命他去拜見陵墓。其次，曹丕令畫匠事先畫好那些壁畫，擺明了是爲了給於禁看看，刺激刺激他。第三，于禁的諡號爲“厲侯”。你說給個什麼諡號不好，偏偏加了個“厲”字。厲者，危險、殘暴、嚴厲之意。現在給於禁封了個“厲侯”，不就是影射他殘酷、嚴厲的治軍風格，暗含蔑視的態度嗎?
如果真是這樣，那前一段曹丕安慰于禁的話不妨看作是掩飾之辭，而所謂的“官復原職”也只不過是一種手段，爲的是讓曹丕在無形中殺死於禁卻又不落下個“殺先帝老臣”的名聲。
可是，正所謂“君無戲言”，曹丕所說的真只是一番託詞嗎?遙想當時，于禁回到故地，鬚髮皆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怎能不令人動容?再加上曹丕剛登帝位，急於安撫先帝老臣，所以他對於于禁仍是有幾分安撫之意。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曹丕一定不會再次重用於禁，他輕視的是于禁投降的事實。不論于禁有沒有真心投降，但投降畢竟是事實，而他身旁又是不屈節而死的龐德，其形象自然一落千丈。于禁和龐德同爲魏軍將領，又同被俘虜，這是相同之處。不同之處便是于禁的含糊不清的投降和龐德真真切切的就義，以普通的世俗眼光和“善惡二元論”來看，自然抑於褒龐，無可厚非。
從來就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于禁投降既有自身主觀的一面，又受外部客觀因素所逼;他的死則更多趨向於對比的結果，惡名蔓延至子孫後代而無法去除，豈不悲哉!
看于禁的一生，他是三國時期屈指可數的能將，卻因一朝降了敵國，然後遍遭蜀、吳、魏三國的凌辱，既悲且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