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54歲的宋仁宗趙禎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
宋仁宗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爲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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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皇帝死了，讓本國黎庶哭得涕泗橫流的事，屢見不鮮，引得鄰國百姓和皇帝痛哭，實在是鳳毛麟角。
直到700年後，自我感覺甚爲良好、看誰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兩個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歷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明君聖主，他是北宋第四個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做了42年。宋仁宗統治時期，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宋仁宗以仁政而著稱於史，其領導藝術值得一說。
胸懷仁義寬厚待人
嘉佑二年(1057年)。蘇轍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在這次晉級進士的考試中，年輕氣盛、心憂天下的蘇轍在試卷裏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裏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當時的考官們認爲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建議對之嚴厲制裁。宋仁宗卻淡淡地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蘇轍僅僅依據道聽途說，便在“高考”中“惡毒攻擊”全國最高領袖，即使擱在現在，也不會被錄取的;即便趕上“康乾盛世”，也難逃其被滅九族的命運。宋仁宗的寬容心胸，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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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對讀書人的寬容，還有一個更典型的例子。
當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爲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
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對這個口出不遜、有“煽動造反”之嫌的讀書人，即使不按“謀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危害國家安全”治罪。
誰知宋仁宗對這樣的事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就事論事地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於是，這個讀書人被授予了司戶參軍的職位。
宋仁宗不光對其臣民仁慈寬厚，身爲九五至尊，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從不因自己身居高位就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史書中記錄了他大量嚴於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時不時的就回頭看，隨從們都不知道皇帝是爲了什麼。宋仁宗回宮後，風風火火地對嬪妃說道：“朕渴壞了，快倒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爲什麼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宋仁宗回答說：“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來再喝水了。”
堅持原則善聽勸誡
趙禎善於納諫，成全了千古流芳的青天大人包拯。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相當於國家計委主任兼財政部長)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趙禎寵妃張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遞上去了，趙禎也有點爲難。最後他想了個變通的辦法，就是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沒想到包拯還是不願意，且諫諍更加激烈。趙禎有些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氣：“太祖、太宗皆曾爲之，節度使恐非粗官。”趙禎只好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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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趙禎回到後宮，對張貴妃說了一句現在看來還很具政治遠見的話：“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載，仁宗情急之下把節度使說成了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爲御史乎?”
知識分子在創造精神財富的時候，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寬鬆，仁宗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特別寬鬆的時代，所以文學藝術事業都很發達。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宋代官員待遇比較優厚，退休之後能夠優遊林下，吟詩作文。這種厚祿制度，使得官員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安心創作，所以文學藝術，成果累累，能夠流傳萬世。宋代以科舉取士，政府官員都是文學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爲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爲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這樣的事，歷代只有宋代纔有，宋代只有仁宗時代纔有。
中國的幾大發明中，能把整個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一個善待臣民，又善於接受諫諍的皇帝，肯定是會贏得朝野熱愛的，甚至會得到敵國的敬重。宋仁宗之後，當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趙頊又恢復了祖父宋仁宗趙禎溫和的改良做法時，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說：“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可見遼國人對宋仁宗趙禎敬畏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