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譽爲有“巍巍之勳”的荀彧離世。關於他的死，袁宏《後漢紀》卷三十、陳壽《三國志》本傳稱其“以憂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則記爲“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范曄《後漢書·荀彧傳》所載與《魏氏春秋》略同。儘管諸史對荀彧之死的記載不一，然而不論是認爲他死於“憂”抑彧是認爲他死於“藥”，均是將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對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的必然後果。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棄袁紹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間爲曹操統一天下不遺餘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與曹操結爲兒女親家，可以說是曹操的核心成員，且深知曹操之爲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將走上人生頂峯、躊躇滿志之時堅決反對，從而自陷於死地呢?
袁曄《獻帝春秋》記載了荀彧死訊在吳、蜀的流傳，從中可見時人對荀彧之死的看法。茲引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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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荀)彧殺伏後，彧不從，故自殺。(孫)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袁曄爲孫吳名士袁迪之孫。據《三國志·陸瑁傳》，袁迪與孫吳丞相陸遜之弟陸瑁相遊處。故可推知，袁曄所載荀彧死訊流傳吳、蜀之事必有所本，應非杜撰。《獻帝春秋》一書亦見於《隋書·經籍志二》，與信史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等同列。從上引可知，壽春逃亡者誤傳了荀彧死因，可見其並非曹方高層。但非高層者關注荀彧、並將荀彧之死當作忠於漢室(不肯殺獻帝皇后伏後)，可見荀彧在曹操統治區具有一種忠於漢室的形象。誤傳的消息無疑爲孫權方所接受，纔會繼而“露布於蜀”。劉備之語亦表明他認可荀彧對漢室的忠心。壽春逃亡者、孫權、劉備分別代表了割據的三方。荀彧雖爲曹操謀主，其忠心漢室的形象卻得到三方的一致認同，並被認爲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我們還可從荀彧死後漢獻帝的表現來佐證這種看法。據《後漢書·荀彧傳》載：“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讜樂，諡曰敬侯”。祖日爲祭祖神之日，應有識樂，然而漢獻帝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聖性的祭祀儀式上“廢譙樂”，足見其對荀彧“哀惜”之情。而且無論是《三國志》還是《後漢書>，均在荀彧死後表述 “明年，(曹)操遂爲魏公雲”，意在凸現荀彧給曹操晉爵魏公所帶來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願晉爵魏公。
後世關於荀彧之死的論議，也大多承認荀彧忠心於漢室。然而，令論者難解的是，荀彧既忠心於漢，又何必輔佐曹操，這豈非自相矛盾嗎?這引發了歷代論者長時間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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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荀彧傳》裴注中記載了所謂“世論”：“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世之論者”對荀彧之死持以“譏”的態度，認爲荀彧一生分爲前後兩期，前期爲魏傾漢，其晚年改節忠漢，蓋出於愧疚之心。
裴松之爲晉宋之際人，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謂“世之論者”當指這一時期的議論者。魏晉南朝士族一脈相承，祖宗人物之論與家族地位甚爲相關，尤其是在門第升降之時更是如此。頗疑此“世論”與晉宋之際的特殊政局有關。當時門閥政治的條件消失，舊有的家族格局處於變動之中，荀彧後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訟魏晉封爵排位舊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彧延及祖禰”，還“常自衿蔭籍之美”，對琅邪王弘說：“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宣明”即時爲執政的陳郡謝晦。對於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對荀彧之“譏”，彧許便是時人對荀伯子“深相謗毀、彧延及祖禰”的報復。
至唐代，杜牧《題荀文若傳後》雲：“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及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他認爲“邀名”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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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天良未泯”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晉爵魏公的行爲。他說：“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側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爲之謀耳。”孫明君認爲荀彧死於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現實出發，認識到漢不可爲，於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所以荀彧死於困惑與矛盾。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觀點在現代學術話語中的延續。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對“蒼生”還是對“漢室”，均爲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與第一類看法相比，第二類看法帶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顯深刻。其實，無論是前一類看法，還是後一類看法，討論的視線均聚焦於荀彧個人的心境、志向、謀略上，如此討論，只會將荀彧之死的意義侷限在他個體生命的意義上。荀彧之死並非孤立的現象，它在當時、乃至後世所引發如此持續而廣泛的關注，就說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義，可以說是時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徵。因而，對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須放在漢末士大夫之整體動向這樣一個大的語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隱喻的時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