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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看日本人:君臣平時光着腳 說話就像青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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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抗倭的故事,得從太祖朱元璋說起。開國皇帝就是有氣派,直接派使者下國書到日本,喝令“日本國王”:不取締倭寇,就發兵把你抓起來!

結果,使者被砍了腦袋,回書桀驁不馴,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屢次被小邦日本羞辱,卻不敢天子一怒發兵征討。而到了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在位時,一封署名“日本國王臣源”的國書突然從日本巴巴的送來。從橫眉冷對到點頭哈腰,日本爲什麼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1.朱元璋最恨日本人

《明詩綜》裏錄有日本使者答裏麻的《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一詩: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

詩中的大明皇帝不是別人,正是明代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史載,看了此詩後,“帝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徵之意。”

這首詩爲什麼觸了朱元璋的龍顏?

且看看朱元璋自己寫的一首詩就明白了——別奇怪,朱元璋雖然是三代貧農出身,但一生好學,寫過不少詩。大致來說,詞句欠工,卻不乏粗豪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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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寫的是首樂府,詩名《倭扇行》:

滄溟之中有奇甸,人風俗禮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規,列陣健兒首投獻。

國王無道民爲賊,擾害生靈神鬼怨,

觀天坐井亦何知,斷髮斑衣以爲便。

浮辭嘗雲弁服多,捕賊觀來王無辯。

王無辯,折褲籠鬆誠難驗。

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於天憲,

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

原來如此。在朱元璋眼裏,日本就是個“國王無道民爲賊”的跳樑小醜——君臣平時光着腳,說話像青蛙叫。難怪日本使者“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的自我讚美詩,會招來他的嚴重反感。

當然,這可不是朱詩人的同行相輕,朱元璋鄙視日本由來已久。.

但凡一個王朝初定,總是希望四夷賓服。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國書去日本、高麗、安南、占城四國,宣告:元朝已經完蛋了,現在中國是老朱的大明王朝了,你們趕緊奉大明爲“正朔”來朝吧。高麗、安南、占城三國都很順從,立刻遣使赴明稱臣朝賀,惟獨日本沒有任何反應。

日本當時正處於南北朝對峙時期——亂着呢。源氏後代足利尊氏發動政變,滅了鎌倉幕府,趕走了後醍醐天皇,擁立了一個傀儡光明天皇,尊氏則被封徵夷大將軍,建立了室町幕府,史稱北朝。後醍醐天皇逃到京都南部的吉野山,另立朝廷,史稱南朝。一南一北,兩個天皇,都稱自己是正統,對方是“僞朝”——自己的朝代更替還沒搞定,哪裏有空顧及祝賀鄰國?

令朱元璋更爲惱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來朝稱臣,而且“乘中國未定,寇掠沿海”。同時,被朱元璋消滅的張士誠、方明珍等殘部多逃亡海上,佔據島嶼,勾引倭寇出沒海上擄掠財貨,遼寧、山東、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地,無歲不受其害”。

苦於倭寇的騷擾不斷,朱元璋於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派楊載出使日本,帶去了一封國書:“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爲寇盜,聯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這封國書寫得異常霸道——如果不稱臣,不取締倭寇,就要出兵“直抵其國,縛其王”。

收到國書的並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國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徵西大將軍懷良親王。

懷良親王是後醍醐天皇的皇子,向以作風潑辣、作戰英勇著稱。南北兩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規模交鋒——筑後川之戰中,懷良親王親自上陣督戰,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勝。

皇子身份加上驕傲性格,懷良親王看到這封老子訓兒子口氣般的國書,自然怒火中燒,當場喝令斬殺了使者中的5人,把楊載等兩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

懷良親王和當年的北條時宗一樣,用血淋淋的人頭向大陸做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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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無禮,我不徵

朱元璋聽到使者被斬時的怒火,不亞於當年的忽必烈。

那麼,要不要派兵“直抵其國,縛其王”呢?

思前想後,朱元璋忍了。

又過了若干年,日本終於來使者了,但都是借朝貢之名做生意的,上表稱臣的還是沒有。朱元璋從他們口中,得知與之打交道的懷良親王並非“日本國王”,大爲失望。於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國書給“日本國王”,依然以開戰相威脅:

“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審之。”

國書到達日本九州後,同樣被扣在懷良親王手中而沒有到達北朝。當時北朝大兵壓境,南朝節節敗退,已處苟延殘喘之中,懷良親王這次收斂了脾氣,沒敢斬使,只是回了一封綿裏藏針的國書: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論武有孫武韜略之兵法。又腳下選股陳梢,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節選)

這封國書在中日曆史上很有名。雖然懷良親王自稱“臣”,但言辭犀利,強直豪壯,“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的豪言,實在是才子手筆。

堂堂天朝之主,卻受到夷狄小邦如此奚落,“帝得表慍甚,終鑑蒙古之轍,不加兵也。”

話說,連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子孫都被朱元璋趕回漠北牧羊,日本如此無禮,朱元璋爲什麼不興兵征討?

天下初定,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當然深知休養生息的重要,從政治上考慮,他自然不願再起干戈。從軍事上考慮,北方的蒙古殘餘纔是心腹之患,日本雖然不臣,但遠在大洋深處,勞師遠征,勝敗難料,他不願意冒這個風險。當然,如果朱元璋能預知他一手開創的大明江山後世屢遭倭寇侵犯,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出動百戰之師,不惜一切爲子孫拔掉這根荊棘。

既然不主動進攻,只能被動防禦了。朱元璋先是發佈禁海令,“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又讓已經告老還鄉的元戎湯和重新出山,負責海路防倭,湯和一口氣在浙江、山東、遼寧等沿海地區修築了59個衛所,駐了三十萬大軍警衛。

朱元璋一次又一次忍下了惡氣,不過“怒日本特甚”,從此對日本使者一概亂棍打出,朝貢也一概拒絕接受,寧願與日本老死不相往來。同時,朱元璋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爲“不徵諸夷”,寫入《祖訓》,告誡子孫:這些蠻夷國家如果不主動挑釁,不許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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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本國王臣源

從隋朝開始,日本和中國搞外交一向很有幾分傲骨,體現在國書的稱謂上,就是強調平等,不肯稱“臣”。遣隋使攜帶的日本國書擡頭赫然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弄得隋煬帝很不爽。後來日本國書又改成“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還是透着“我倆一般大”的倔強。就連態度最恭敬的遣唐使來華,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稱臣”國書的記載。元朝就更別說了,直接斬使示威。到了明朝,懷良親王那封致朱元璋的國書雖然自稱“臣”,但他的署名是“徵西大將軍”而非日本國王。

就在所有人都認爲日本要把強硬進行到底的時候,日本卻突然放了個軟泡。

明永樂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從侄子手中搶走皇位的第二年,一封署名“日本國王臣源”的國書翩然而至。

“日本國王臣源”是誰?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

不少中國人是從日本動畫片《聰明的一休》裏,第一次知道這個“將軍大人”的。足利義滿是日本歷史上的大人物,他以武力結束了南北朝的亂世,統一了全國。而且,他喜慕中國文化,嗜愛中國珍寶、商品、書畫。在中日關係斷絕了二十餘年後,他主動派使者前往明朝,請求朝貢。

朱棣看到久不來朝的日本“慕義來歸”當然很高興,所以當即派趙居仁東渡日本,冊封了“日本國王源道義”,並且賜以一枚龜形金印(“日本王之印”)。“源道義”是明朝人給足利義滿起的名字,當朱棣的詔書到達時,足利義滿恭恭敬敬的行了跪拜之禮,並在回書上自稱“日本國王臣源”。

天皇是傀儡,足利義滿就是日本事實上的國王,他對來自明朝的冊封顯然很滿意,每當明使西來,他都攜妻妾親去兵庫港口隆重接待,甚至還在京都的寺院裏,身穿明式服裝,和明使一同賞玩紅葉。

爲表示誠意,足利義滿還捉了二十多個倭寇首領,捆綁起來遣使獻給朱棣。朱棣大喜,爲表示上國氣度,當即“命治以彼國之法”。

“彼國之法”是怎樣的?日本使者從北京回到寧波,上船回國前,找了一片空闊的海灘,將這幫倭寇首領五花大綁放在銅甑(古代蒸飯的一種的容器,類似於現在的蒸鍋)裏,下面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這是第一次日本官方對倭寇的直接干涉,可以看出,只要日本政府想做,倭寇完全可以取締。

行跪拜之禮,國書稱臣——後世有些日本人對足利義滿的行爲大爲不滿,認爲是日本外交史上的恥辱。其實,就是當時,也有不少臣下覺得丟臉,但足利義滿毫不介意。

足利義滿爲何對明朝這樣恭敬?

很簡單,他需要恢復朝貢貿易,他需要銅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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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斷絕了日本的朝貢,並實行禁止貿易的海禁政策,就相當於對日本的嚴重經濟制裁。一方面,中國的金屬、緞、絹、瓷器、茶葉、書籍,都是日本的生產、生活必需品;一方面,明王朝的朝貢貿易帶有很大的賞賜性質。因爲是“外夷”的朝貢,所以身爲“上國”的明王朝,無論給價還是回賜往往超出“貢品”價值的幾倍甚至幾十倍。

日本將朝貢看作是一種營利之機,甚至是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從1404年明成祖答應恢復朝貢以來,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進貢貿易船,回國後其總獲利約在二十萬貫左右。甚至是從明朝帶來的銅錢本身,也是值錢的東西——日本國內無造幣能力,國內長期使用的流通貨幣是中國的洪武、永樂、宣德銅錢。日本國內銅錢價甚高,一千文價值四兩銀子,從中國輸入的銅錢,本身就可獲利三、四倍。

每當載滿明朝賞賜貨物的朝貢船回國時,日本人就衣冠整齊聚在兵庫港的岸邊翹首西望。

一個日本和尚在日記裏得意洋洋的寫道:“唐(指明)船歸朝,宣德錢到來。”

朝貢貿易對朱棣而言,除了四夷來朝的面子得以滿足,還有一個他老子朱元璋搞不定的好處:海上的倭寇基本消失了,因爲足利義滿是要保護朝貢航線的。因此,朱棣甚至誇獎說:“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

4.順則朝貢,逆則爲寇

朝貢就是撿錢,不撿白不撿。

朱棣雖然規定日本“十年一貢,只限兩船,人數兩百”,但日本方面並不嚴格遵守,在縮短朝貢時間、增加貨物數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睜隻眼閉隻眼。因爲獲利巨大,將軍、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貢看作發財的大好機會,想方設法地擠進朝貢團。所以,朝貢團的成員人數越來越龐雜,貨物越來越多,如有一年來了10艘朝貢船,總人數達到1200人,貨物超過規定十幾倍。

而日本朝貢團的人員素質之差,和當年“容止溫雅”的遣唐使判若雲泥。有喝酒鬧事的,有勒索要價的,甚至還有持刀在鬧市殺人的,但這些不法行爲都被明廷以“勿失人心”縱容放過。

但明世宗朱厚在位時發生了一起極其惡劣的外交事件,明廷再也無法縱容,終於使得明日百年朝貢史戛然而止。

這起事件發生在日本朝貢的指定港口寧波,叫做“寧波爭貢事件”。

事情得先從日本國內說起。十四世紀中葉,室町幕府到了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期間,已經逐漸喪失了大權,一些幕府重臣和地方大名、豪族成了真正說話管用的人。因爲爭權奪利,公元1467(日本應仁元年),大名、豪族之間爆發了波及全國的戰亂,戰亂後國內羣雄割據的局面開始形成。一般認爲,“應仁之亂”標誌着日本戰國時代的開始。

對明朝貢是塊肥肉,誰不紅眼?明朝和日本的朝貢貿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頒發勘合——符契文書,日本商船到中國後只有拿出勘合交驗,才准許貿易。於是,失去秩序的日本國內,一場爭奪勘合的暗戰率先打響。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朝貢使桂悟一行回國時,攜帶的新勘合在半途被九州豪族大內氏奪去。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內氏派使者宗設謙道率三百人乘三艘朝貢船,於4月抵達寧波。看到大內氏獨佔朝貢,控制京都的豪族細川氏當然不滿,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不敢拒絕,但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只好拿過期作廢的舊勘合交給細川氏。

細川氏趕緊也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爲正使,宋素卿爲副使,大概比宗設謙道一行遲了3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這個宋素卿是中國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債給日本商人,後來仗着熟悉兩國國情,頻繁來往於中日之間做貿易掮客,得到細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經出使過中國。

按明朝慣例,凡是外邦來貢,查閱貨物和設宴招待,都是以時間先後爲序。但寧波市舶司(專管對外貿易的部門)的執事太監賴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賄賂,違例先查了瑞佐鸞岡的貨物,而且雖然發現勘合的新舊問題也裝作沒看見。接着,在嘉賓堂設宴安排座次時,又讓瑞佐鸞岡坐在宗設謙道之上——這下捅了馬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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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設謙道當場爆發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舊;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後到。可那個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面?!”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對屁股位置最講究的民族,他們對座次的嚴格和敏感程度,外國人很難理解。比如,家臣拜見主家,誰排第一個,誰排第二個,一點錯不得,錯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飯,爸爸坐哪裏,媽媽坐哪裏,兒子坐哪裏,也是錯不得,錯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問題,唐朝發生的日本和高麗“爭長事件”也是爭座次。

宗設謙道漲紅臉與瑞佐鸞岡爭吵起來,拿了宋素卿好處的市舶司當然偏向瑞佐鸞岡,不但不隔離衝突雙方,反而馬上向瑞佐鸞岡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設謙道方人多,而且大多爲九州的海盜無賴,當場殺了瑞佐鸞岡,砸了嘉賓堂。接着,宗設謙道一夥追殺宋素卿一直追到紹興城下,再折回寧波時沿途殺掠,奪船逃向大海。明朝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率官軍追趕,不幸戰死,指揮袁璉被擄,朝野大震。

這起事件的源頭雖然是因爲日本國內的混亂,導致兩使爭貢,但中國人宋素卿的走後門和中國“海關”的瀆職,纔是肇事的導火索。

案發後,宋素卿被捕,後病死在獄中。明世宗朱厚託琉球入貢使轉交日本國王書信,要求逮捕宗設謙道歸案,送還袁璉,不然將斷絕朝貢。但由於日本國內實在太亂,始終沒有迴音。嘉靖八年(1529年),給事中夏言奏稱此禍起於市舶,朝廷於是撤消了寧波市舶司,關上了朝貢的大門。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內氏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朝貢團,四艘船六百餘人,載滿貨物抵達寧波,被拒絕進港,無奈揚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貢貿易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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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界一般把“寧波爭貢”作爲嘉靖倭亂的導火索,因爲斷了官方的朝貢,加上嘉靖年間越來越嚴格的禁海令,所以導致倭寇大舉入侵。但就算沒有斷絕朝貢,倭寇還是沒有根除,只是程度大小的問題。

日本人順則朝貢,逆則爲寇,從此撕下稱臣的面具,赤裸裸的雙刀殺將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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