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爲了在弱肉強食的現實面前爭一席之地，重金網羅天下人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衛國的一個貴族，公孫鞅，又稱衛鞅的壯年男子，便成了這重賞之下的勇夫。這也並不奇怪，老百姓盼望着風調雨順，甚或學些磨豆腐一類，便一很知足了，過去識文斷字的想中秀才，秀才又想中舉人，進士。貴族想着領兵掛相印，其實都是一種心態。據說衛鞅年青時，心中的偶像便是李悝，吳起一類不安份的人。他現跑道衛國，做了一個類似於國務院總理的祕書一類的小吏。這對持才自傲的他簡直是一種折磨，可在這折磨中，他卻看清並學會了升官的竅門，即朝中有人才能做官，要是朝中沒人，那也的繞來繞去“託”人，被託的人大概就是當今的“托兒”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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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秦壽公招賢納士是否真心，可吃過這方面虧的衛鞅，還是託了一個和秦壽公關係很好的景監來爲自己鋪路，當路子鋪好後，見了秦壽公就心裏有底了，見面就把仁義道德，堯舜禹湯之類地經綸大講一通，可正當他講得興致正濃的時候，秦孝公竟打起哈欠來，根本就不聽，既然給人當託，還得當到底，在衛鞅的哀求下，“托兒”還是發揮了作用，壽公答應，過幾天再見一面。
公元前338年(周顯王31年，秦孝公24年)，秦孝公病重欲傳商鞅。商鞅不敢接，太子駟即位，就是秦惠文王。太子駟本來是反對新法的，爲此，他的師替他頂了罪，如今，秦惠文王就以謀叛罪下令逮捕商鞅，後來處以五牛分屍的極刑。
商鞅的個人結果，正好被趙良言中了。
這裏面有兩個概念，特別應當引起現代的中國人的注意，因爲第一種概念，已經被識字的秀才——所謂的文化人及不識字的農夫村姑以小調戲曲秦腔一類的形式直到我現在用筆寫(公元1997年)的時候，還在各種慶祝會上歌唱着;如李帽更換太子，下河東等，不一而足。
所謂第一種觀點，便是由中國的傳統的正統觀念所引發出來的知思圖報，視爲知己者死，爲愛情犧牲了整個青春年華而獨守寒室的王寶釧的形象，現在還在電視上被秦腔大師吼個沒完，等等這一切，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的美德，又是一切中國人的悲劇，特別是那最早覺悟起來，並也打算學着商鞅的變法使社會進步，但正如趙良分析商鞅時所指出的，一旦脫離人民，就沒有好下場:而現在的人民，不但要看你怎麼做(因爲表面上艱苦樸素，背地裏卻幹着花天酒地的勾當)，更需要一個說法，即一個觀念，雖然一時半會拿不出個說法來，但不要緊，只要你向人民說清:我們現在還在總結，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思想，儘量在這一點上爭取人民的諒解，人民纔不至於象民國被連年混亂的時候，家裏攢一籮筐旗子，窗戶底下喊讓掛誰的便把誰的拿出來掛;問題的另一面，是出發點的問題，即呼籲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麼?是爲了社會的繁榮昌盛，老百姓的安居樂業，還是象秦孝公和尚鞅搞的那一套，都打着改革的旗號，以今天，而各自心照不宣幹着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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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孝公病重，想傳位於商鞅，而商鞅不敢接，難道是秦孝公不夠意氣，商鞅膽小?都不是的，是以思想爲背景的傳統的羣體意識，在指揮人的社會政治生活。誰來繼位，難道是一位生死的老人的一句話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嗎?遠非如此!雖然各個時期有各個時期的特點和神話傳說，但基本上是以家族方式來解決的，這就是皇帝的兒子遠是皇帝!雖然被皇帝折騰得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可也得口是心非地呼喊“萬歲、萬萬歲!”。雖然也有些做皇帝，事情做得過分了些，以皇帝家族爲核心的集團，用流血或不流血的方式換一位新皇帝，但，這是冒着大危險的事情，如周公和西漢時的霍光等。話又說回來。孝公難道就不明白這個道理嗎?!正好相反，他自己最清楚不過了，但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我夠朋友;二、好和好散。你名利都得到了，要麼趁早滾蛋，要麼玩完。
就秦因而言，雖然殺了商鞅，可並沒有改變商鞅的法令。所以，在弱肉強食的諸侯混戰中，在慘無人道的“霸道”思想指導丫的秦國，能一掃羣雄而獨霸天下。就不難理解了。接着而來的問題是，當把所有的對手都殺光之後，自己卻成了自己的對手。這也弄得秦始皇直髮神經。一會兒修城，一會兒焚書坑儒，無非是想着這霸道的天下永遠霸道下去!可是蒼天有好生之德，秦王朝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後人有詩譏笑日;“坑灰末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不管怎樣，秦王朝在中國歷史上被後來的統治者作爲反面材料，例如西漢時的賈誼，雖然寫出了名篇《過秦論》，但文采歸文采，他的結論就未必正確，他的分析問題的方法有缺陷。秦朝在二世胡亥手裏很快滅亡，原因出在秦壽公犯有路線性錯誤:急功近利。這就是根源!這反道符合老子哲學;大器晚成.即俗話說來得快的去得快。
在漫長的歷史長廊裏，也有與商鞅變法齊名，如宋代的王安石。但王刑公是一步一步幹到宰相位置上的。王安石(1021—1086)，字介惠，晚號半山，臨川(今屬江西)人。
他從小勤奮好學，二歲以前，隨父官遊，到過南北許多地方，目睹時艱，立下改革政治的志向。慶曆二年(1O42)中進士，歷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府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等職，在江浙一帶做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嘉佑三年(1O58)，他回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呈奉《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提出了自己富國強兵的計劃，但未被採納。宋神宗即位後，想有所作爲，所以對王安石的上書非常讚賞，熙寧二年(1O69)任命他爲參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升任同中書門平章事(宰相)。在這個時候，他竭力推行爲老百姓減輕負擔的“青苗法”，也就相當於現在的農村經濟改革，即怎樣把農業搞上去一類法令、法規。在理論上，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實行起來卻遭到了失敗，這使他產生了“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悲傷消極情緒，就在他忍受着變法失敗的痛苦時，自上而下的各個官場“油子”，借“變法”之名撈了不知多少黑心錢的一類。
和被“變法”變得更加貧窮的老百姓則只有歡樂與憤恨!也就是說王安石的痛苦是夾在歡樂與憤恨之中的，這能怪得了誰呢?一個國家，一個以大漢民族爲主體的宋王朝，僅憑他的一腔熱血是遠遠不夠的，把他和商鞅比，我覺得至少在政治運作上遠不如商鞅;要變法，首先得有“王道”、“霸道”一類的思想武器來武裝自己武裝老百姓。第二、在思想體系的指導下，也不妨採用“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比方象蘇東坡一類的反對派，一邊降級使用，一邊又共同飲酒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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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安石的變法，有點象“林黛玉進賈府”。除了黑心的和不要命的流氓政客，舊中國的文人心裏是很複雜的，中“學而優則士”的流毒太深，特別是自以爲是才學八斗的書呆子們。仕途險惡，如履落冰，伴君如伴虎等，都是在官場被撞得頭破血流後才總結出的。但奇怪的是“前仆後繼”久撞不減其志?歷史在這一點上象一個環形地鐵，不論那個朝代的文人坐上去，結果都一樣，甚至連上“地鐵”的方式都一樣。特別是魏晉時期的文人，除了建安七子給閻王爺大講人世間的美好，竹林七仙用酒當麻醉劑，還有象以《陳情表》而名垂青史的無恥文人李密之流。李密(224—287)，一名虔，字令伯，犍爲武陽(今四川省彭山縣東)人。
曾仕蜀漢爲郎，西蜀政權滅亡後，又出仕晉爲太子洗馬，官止漢中太守。《陳情表》就是他出仕前爲晉武帝司馬炎馬的。對於這篇文章的文才，是不能否定的。但文中抒發的感情，就模糊不清，並且有誇大賣弄自己以討好晉武帝的成份在裏邊。若論忠，就不能把自己做過官的西屬政權稱爲僞朝，若論孝，將老太太用八擡大轎擡到官府，丫鬟名醫照顧周全，就不應當推推搭搭，所以，按照過去的觀點，李密之流，就應當是一個不忠不孝的東西!他的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陳情表》，只能當作無恥文人的自我表白，至於後來被讒免官，死於家中，那是歷史的必然。文人一旦成爲御用文人。就如同把自己當做奴隸賣給奴隸主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