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兒子，也是武則天的丈夫。武則天從他的手中奪走了政權，建立了短暫的大周王朝，讓李姓男人們着實丟了一把臉。因此，歷史上對唐高宗的評價是“昏懦”。最晚從歐陽修撰《新唐書》以來，就把他當作“昏懦之主”。那麼，高宗果真是一個“昏懦”之君嗎?不盡然。
有人認爲李治並不昏懦，他之所以被如此評價，只是因爲後世的歷史學家爲了防範武則天式的改朝換代再次出現，因而不遺餘力地醜化武則天，連帶着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在這個醜化的過程中，以宋代史學家如司馬光等人發揮的作用爲大，這又與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參政的政治現實相關。
文治武功不遜於李世民
唐高宗是掩蓋在李世民和武則天光環之下的一個男人：不爭氣的兒子，懦弱的丈夫。對於高宗，自古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於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環中考察，即使對他在位期間的政治評價，也會和貞觀之治聯繫起來：“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人明瞭高宗的政績。
高宗對於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與《羅馬法》並稱)，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長孫無忌等大臣修訂而成的。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寬平公正，犯罪率較低。史載，有一次，大理寺卿唐臨向高宗報告說：監獄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個，其中只有兩人需要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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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時期的軍事成就也不容忽視，唐朝在這一時期滅亡了東西兩個大敵：西突厥與高句麗，也順帶壓制了一下日本的氣焰，換來了中日千年和平。單從征伐高句麗的戰果來說，太宗李世民曾親征卻徒勞無功，而後來高宗先後派大將蘇定方、李績(即李世績)、劉仁軌以及薛仁貴經略遼東，最後兵圍平壤，滅了高句麗，並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後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與唐朝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顯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從高宗對於長生之術的冷靜態度和對醫學的信任來說，比起乃父太宗也勝出一籌。太宗最終由服食丹藥而死，而高宗身體狀況雖一直不佳，卻能夠客觀坦然地面對。他對於胡僧的長生藥從不迷信，認爲“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對於御醫的治療都能夠積極配合，即使是在他的頭上扎針也不介意。另外，他還命令宰相組織名醫修訂了《唐本草》行世。”單就這種對生死的科學態度來看，說他“昏懦”就很不客觀公平。
高宗在處置危及皇權和皇位的事件時也不見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發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謀反案。當時，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兒高陽公主與駙馬房遺愛(房玄齡之子)、巴陵公主的駙馬柴令武、高祖李淵的女兒丹陽公主的駙馬薛萬徹、高祖六子荊王元景等人勾結在一起，陰謀發動政變，欲推舉自稱有做皇帝徵兆的荊王元景爲帝。事情敗露以後，高宗立即命長孫無忌負責調查，房遺愛稱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異母的哥哥吳王恪是主謀。高宗果斷下令，將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等人斬首，賜荊王元景、吳王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盡，吳王恪之弟被廢爲庶人，房遺愛之弟遭貶，薛萬徹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批有牽連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貶。其中，雖然有長孫無忌趁機專權，打擊異己的情況，畢竟是假手皇帝。觀一葉而知秋，看高宗處理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則天“專作威福”吧?而這樣的鐵腕作風，無論如何也不能與“昏懦”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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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高宗執政時期，國力在增強，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國人口就從貞觀時期的不滿三百萬戶增加到三百八十萬戶。此外，民族關係在改善，疆域在拓展，這個被認爲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擁有唐朝最大的版圖。這樣的人能說弱嗎?
退一步說，對於一個守成之君，能夠繼續執行被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着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怎麼能夠給他一個“昏懦”的評價呢?
被稱“昏懦”是因爲武則天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於武則天。顯然，在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此事絕難以被以男性爲主的文臣武將們接受。歷史學家們把武則天描繪成一個十足的野心家，整個唐高宗時代基本被武則天的陰謀所籠罩。爲了說明武則天的強勢，就必須把李治描寫成一個很懦弱的皇帝。
那麼，高宗爲什麼把政事委託給武則天?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他的身體狀況不佳，晚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患有類似今天的高血壓、青光眼之類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處理國政;二是因爲武則天自身素質高，而且與高宗在許多政事處理上觀點相同，從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說，唐朝世風開放，女性參政的阻礙相對較弱，所以高宗委政於她並不稀奇。也就是說，武則天參與朝政應該是出於高宗的意願，並非如歷史上評價的 “專作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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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記載，自從麟德元年(664年)，高宗處置了宰相上官儀以後，每逢上朝，武則天都垂簾於後。無論政事大小，高宗都會與她商議，中外謂之“二聖”。從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而此時距高宗撒手人寰還有約十年，可見，這種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確立的。
高宗雖然委託政事於武則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直親自處理國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臨死前的幾個月，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並罷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義琰。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命令皇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而不是完全依賴武則天一個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時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況。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斷定，說唐高宗是個窩囊廢是政治的需要，是後世史官的曲意刻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