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白帝託孤，對諸葛亮曰，若其子劉禪“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論此，多贊其君臣肝膽相照，並取魚水之喻相印證。但也有人認爲此乃劉備“詭僞之辭”《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孫盛曰。，對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試探之。田餘慶先生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爲然，在其《蜀史四題——劉備託孤語》一文中作出新的詮釋。田先生的見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暫且不作評論，我以爲劉備託孤之語，是真心還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無從考證，誠然是千古之謎。現在要檢討的問題，不是劉備要不要諸葛亮當皇帝，而是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個臺階，由宰相登上龍椅。這個問題古今從未有人作過思考。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諸葛亮對蜀漢的忠誠，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田餘慶：《蜀史四題——蜀國新舊糾葛的歷史追溯》，載《文史》，第35期，中華書局，1992。之所以沒有人懷疑過，無非是經過歷代文人及小說家的渲染，諸葛亮已經被衍化成“聖人”，成了“鞠躬盡瘁”、忠貞冠世的典範。歷史學家受其影響，大概也會感到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區”，輕易不敢染指。要把諸葛亮從聖壇上請下來，我想很有必要對這一最棘手的問題作一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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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諸葛亮執政時並沒有被時人視爲事君以禮、謀國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漢政權中，李嚴、廖立、來敏、魏延等人對諸葛亮專政攬權頗多微詞，諸葛亮在世時，迫於其權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諸葛亮甫卒，丞相參軍、安漢將軍李邈即上書後主劉禪，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華陽國志》卷十中《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
所謂“狼顧”，《晉書·宣帝紀》雲：“魏武察帝(司馬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曹)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可見，所謂“狼顧”相，即具“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諸葛亮同司馬懿一樣亦具“狼顧”相，意謂其久後必篡奪劉氏天下，自己當皇帝。至於“虎視”，《後漢書·班固傳》所收《西都賦》內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句，李賢注曰：“龍興虎視，喻強盛也。”班固的實際意思是，儘管周、秦都很“強盛”，但是，周以“龍興”，取天下以“德”;秦卻是“虎視”，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諸葛亮“身杖強兵”，與秦的“虎視”相同。《左傳·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孔穎達《疏》引賈逵說：“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這五種人有權有勢，居邊則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邊。”李邈認爲諸葛亮屬於五種人之一，讓其率兵居邊，必危及蜀漢朝廷。不僅如此，李邈還直接將諸葛亮比做欲危漢室的呂祿、霍禹。[$HR getPages$]
對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維護諸葛亮的崇高形象，儘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視爲誣衊、攻訐諸葛亮的誹謗之詞;但若冷靜客觀地仔細分析，即可發現李邈之言並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我以爲真正具有“狼顧”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馬懿、諸葛亮之所以被時人看成有“狼顧”相，無非是懷疑他們有篡位的野心。蜀漢政權中不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連尚書令李嚴亦猜忌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國志·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雲：“(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九錫爲何物?“據《後漢書》章懷注，謂九錫本出於緯書《禮·含文嘉》：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進爵封國，賜以殊禮。”《廿二史劄記》卷七“九錫文”條。稽考於史，九錫之禮規格極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錫中的“虎賁，天子衛卒也”《史記·晉世家》注引《集解》賈逵曰。。斧鉞金戚皆屬天子之鹵簿。秬鬯爲天子祭祀上帝、神靈時所用之酒，《禮記·表記》雲：“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錫中又有“納陛”。“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獨斷》捲上載：“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後引申其意，稱天子爲陛下。所以權臣即可由受“納陛”而後晉升陛下。由此可見，誰受了九錫，誰就具備了“假皇帝”的資格，爲將來當“真皇帝”鋪平道路。
自王莽始，權臣易代，奪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錫，然後再龍袍加身，登上九五。漢末，曹操欲加九錫，受漢禪，遭到心腹荀彧的堅決反對，“荀彧素爲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王夫之對荀彧之死發表看法：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中華書局，1975。李嚴亦是劉備臨終時的託孤重臣，難道他的天良“牿亡已盡”，會容忍異姓篡奪劉氏江山?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勸諸葛亮受九錫，只有一種解釋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諸葛亮功高蓋世，當賜以殊禮，而實際上是在試探諸葛亮是否將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錫，建國封王，進而代蜀漢稱帝。
按理來說，作爲託孤重臣的諸葛亮對此應表示極大的憤慨，除嚴厲斥責李嚴外，也應鄭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漢室的心跡。但諸葛亮的答書卻並非如此，他回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及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三國志》卷四十《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
《漢書·王莽傳》雲：“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注曰：“《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諸葛亮雲“十命”，乃指“九錫”之外再加“一錫”，可見其“十命”之謂比李嚴勸進九錫更上一層。我認爲諸葛亮這番話的口氣相當大，完全不像出自一個自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之口，說得難聽一些，反倒像一個亂臣賊子所言。衆所周知，九錫非人臣之常器。漢制，非劉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錫，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諸葛亮難道不懂這個道理?漢魏之際，除曹操受九錫外，還有劉備自加九錫，稱漢中王。孫權受魏主曹丕九錫，稱吳王。曹操、劉備、孫權爲三國之主，難道諸葛亮欲與他們比肩?有關九錫制度的具體內容及考證可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一節“九錫與漢魏禪代”。
稍晚於諸葛亮時期的東晉丞相王導，對晉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與權勢在當時無與倫比，故時人皆雲：“王與馬，共天下。”當元帝司馬睿即位時，竟命王導同座於御牀，接受百官的朝拜。“導固辭，至於三四。”後來司徒蔡謨“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相比之下，諸葛亮就毫不避諱人臣之大忌，公開聲稱，如若滅掉魏國，中興漢室，自己就理所當然地封王受九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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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僅憑諸葛亮拒辭九錫，就斷定其有異志，欲圖大位，未免有牽強附會之感，抑或依據並不充分，很難令人完全折服。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係曾被世人讚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後主劉禪的關係又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爲，諸葛亮秉政後，根本就沒有把後主劉禪放在眼裏。他頤指氣使，動輒教訓皇帝。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告誡劉禪，“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進而特別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諸葛亮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之事也要交給他的“相府”來管，如若後主不答應，那就是“內外異法”了。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於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麼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而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並列等同，而實際上則是凌駕於皇帝之上，這顯然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體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HR getPages$]
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之事交給“相府”處理後，又舉薦將軍向寵“爲督”，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此前執掌保衛皇室的禁軍統領是劉備的心腹大將趙雲，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徵，換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聯繫《出師表》的前後語義和當時的形勢，不能說沒有一點其他用心在內吧!
劉備在世時對其子劉禪的智商並沒有作過評價，但諸葛亮曾在劉備面前稱讚劉禪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故劉備臨終前放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可是，僅僅過了幾年，諸葛亮北伐前夕，“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故特派侍中董允“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掌管御林軍。他告誡後主：“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董允)，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監視着劉禪的一舉一動，弄得“後主益嚴憚之”，《三國志》卷三十九《董允傳》。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嚴，甚至喪失了行動自由。從劉備去世(公元223年)至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時間，難道劉禪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過於所望”，降低到“朱紫難別”了嗎?諸葛亮對劉禪作出的這一番霄壤之別的評價，居心何在?難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儘管劉備臨崩時託孤於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爲輔政大臣，而並非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並受遺詔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同①。這無疑是要劉禪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須以父輩之禮尊崇之。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詔。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禪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強，正值青春有爲之際。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於後主，但諸葛亮不願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禪“親政”。劉禪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感慨嘆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三國志》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可見，劉禪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毫無二致，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將漢獻帝置於股掌之中，但爲何對諸葛亮的“欺君”卻視而不見，誠不可解。
諸葛亮死後，劉禪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泄了他對諸葛亮的不滿。例如，李邈上書言諸葛亮專權，“後主怒，下獄誅之”《華陽國志》卷十中《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殺，我認爲倒不是因爲他說了諸葛亮的壞話，而只是因爲他的某些言辭，如“主畏其(指諸葛亮)威”，強烈地刺痛了曾經當過傀儡君主的劉禪的自尊心。又如，在給諸葛亮立廟的問題上，劉禪也設置了層層障礙。“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議立廟於沔陽，禁止百姓“私祀”，後主才勉強同意。後主爲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說穿了，也是一種報復。
諸葛亮死後，蜀漢再也不設丞相一職，先是以蔣琬爲尚書令、大將軍，後又以費禕爲尚書令、大將軍，以蔣琬爲大司馬，“琬卒，禪乃自攝國事”。同①。劉禪爲何廢除丞相制?道理很簡單，就是決不容許再出現第二個諸葛亮，以免大權旁落。實際上，劉備永安託孤不是一人，而是兩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三國志》卷四十《李嚴傳》。可見，李嚴地位相當顯赫，執掌着蜀漢的軍事大權。按劉備的策劃，由諸葛亮主政，李嚴主軍，一文一武，共同輔佐蜀漢政權。然而這隻能是劉備的一相情願，這種政治格局諸葛亮是絕不可能接受的。諸葛亮苦心經營，殫精竭慮謀劃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獨攬大權。劉備在世時，諸葛亮對付關羽和法正的“手段”還比較隱蔽，不敢公開化，只能使用“權術”，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就無所顧忌，他打擊、排斥李嚴可謂不遺餘力，最後將李嚴廢爲庶民，流放梓潼郡。諸葛亮廢李嚴的這段公案，田餘慶、尹韻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詳細考論，故筆者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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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秉政後，蜀漢政權中除李嚴、廖立、魏延等少數人不服外，絕大多數官員對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違抗，有了劉備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這把尚方寶劍，不僅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員亦幾乎將諸葛亮視爲“皇上”。例如，諸葛亮北伐曹魏前，爲解除後顧之憂，必須修復吳蜀二國關係，與東吳重新結盟。爲此，諸葛亮特派鄧芝出使東吳。下面是孫權與鄧芝的一段對話：
“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併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國志》卷四十五《鄧芝傳》。
孫權遂斷絕與魏的交往，轉而與蜀“連和”。以往史家皆稱讚鄧芝具有傑出的外交才能，爲恢復吳蜀聯盟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我並不否認。然而從鄧芝這番言辭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劉禪放在眼裏。孫權雲：“蜀主幼弱”，其實劉禪時年十七歲，並非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漢魏之際，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孫吳創業之主孫策而言，他十五歲即隨父孫堅起兵討伐董卓，二十歲轉戰江東，攻佔六郡，從而奠定了孫吳政權的基業。孫策遇刺身亡，孫權繼位，亦只有十八歲。鄧芝若維護主上的尊嚴，何不據理而反駁之。面對孫權輕視“蜀主幼弱”，鄧芝隻字不作回答，卻稱讚孫權爲“命世之英”及“諸葛亮亦一時之傑”，這就把諸葛亮放到了和孫權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國之君的地位。
孫權當然是個聰明絕頂的“雄略之主”，他眼見蜀漢已是諸葛亮“當家”，遂突破兩國間對等交往的外交慣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寫信給丞相諸葛亮，表彰鄧芝的功績：“和合二國，唯有鄧芝。”《三國志》卷四十五《鄧芝傳》。事實上，孫權直接與諸葛亮的對話是經常的。如孫權稱帝時，在和蜀漢訂立的盟誓中對後主劉禪隻字不提，而對諸葛亮卻歌功頌德，盟約中稱頌“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複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鹹共聞知”《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有時，孫權也委託上大將軍陸遜寫信給諸葛亮。“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陸)遜語亮，並刻權印，以置遜所。”《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孫權雖委託陸遜與諸葛亮打交道，但沒有徹底放權，因爲陸遜是以孫權的名義，寫給諸葛亮的書信蓋的是皇帝孫權的玉璽。可見，中國古代對君臣間的禮儀制度是何等的重視。相反，諸葛亮卻膽大妄爲到了連君臣名分都不顧的地步，他“以劉禪未閒於政”爲藉口，“遂總內外”，《三國志》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開劉禪，而由自己平等地與孫權“對話”。
諸葛亮臨終前，在其接班人的問題上也獨斷專行，根本不同後主商量。而劉禪也不敢擅作主張，居然派尚書李福千里迢迢地從成都趕赴陝西岐山五丈原軍中，代表皇帝聆聽“相父”的指示。《三國志》卷四十五《楊戲傳》注引《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李)福省事，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謂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諸葛亮指定的兩個繼任者，乃是其親信蔣琬與費禕。劉禪完全遵從諸葛亮的遺囑，不敢有絲毫違背。“亮卒，以(蔣)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國志》卷四十四《蔣琬傳》。蔣琬死後，後主又以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總理軍國政事。
或許有人會認爲，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職務的繼承者，而不是皇位繼承人。須知，諸葛亮卒時，劉禪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歲，諸葛亮當然不可能干預皇帝的立嗣大計。在君主專制的古代社會，任命軍政最高長官，一般都是由皇帝決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張。蕭何佐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爲西漢開國第一功臣，劉邦賞賜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的殊禮。劉邦死後，“(蕭)何事惠帝”，其地位相當於“相父”。史稱惠帝“爲人仁弱”《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但即便如此，蕭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禮。蕭何病重，惠帝親自探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漢書》卷三十九《蕭何傳》。同樣身爲丞相，同樣輔佐幼主，諸葛亮的“跋扈”與蕭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