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汪大淵出生於南昌市青雲譜施堯村汪家壟。
年幼的汪大淵與其他孩子有着明顯不同，不僅愛讀書，而且對外面未知的世界充滿了嚮往，立志要遊遍天下名山大川。他特別對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和趙汝適的《諸蕃志》格外癡迷，夢想着有朝一日能夠漂洋過海、踏浪遠行。
元朝時，海外貿易以廣州和泉州爲主要物流港口，尤其是泉州，因爲靠近江南這個中國文化經濟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發展更加迅速，大多數來華的商船都要停靠泉州港。
1291年，在中國生活了17年的馬可·波羅從泉州起航，返回意大利。1346年，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從泉州上岸，進入中國。元文宗至順元年，也就是公元1330年，20歲的汪大淵搭遠洋商船，從泉州港出發，開始了一場世界之旅。汪大淵所搭乘的海船，隸屬於一個頗具規模的海商船隊。船上裝滿了以絲綢和瓷器爲主的各種商品和貨物。瓷器來自不同產地，種類繁多，除了景德鎮產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青瓷，還有吉安烏瓷和處州瓷，此外，還有大量吉州窯和贛州窯的廉價瓷器。
中國南海被汪大淵稱爲，他在《島夷志略》的這段記載中提出了一個具有現代海洋法權的“大陸架”概念，只不過他用的是“地脈”這個傳統詞語——“海外之地,與中原地脈相連”。該海域風浪較多，暗礁叢生，行船比較危險。中國商船一般都避開南海直航，採用沿岸航線，或者走東線，經臺灣島、菲律賓到印尼、馬來西亞、帝汶，或者走西線，經海南島、越南、柬埔寨、泰國到達新加坡。
從泉州港搭乘商船出海那一刻，汪大淵覺得整個大海都屬於了他，同時他也把命運託付給了一條船。他要去看看不一樣的遠方，這一走就是5年。
傳統時代的外貿商船，沒有發動機，人力也無法駕馭碩大的船體，憑藉的唯一動力就是季風和洋流。季風有周期性，洋流也有一定的規律，人們憑藉着長期在海上航行積累的經驗，從泉州南下，順風順水兩晝夜就可達到澎湖列島，下一站就是琉球(今臺灣島)。
在《島夷志略》中，汪大淵對臺灣島(琉球)和澎湖有詳細的記載，這恰好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空白點。這也是17世紀之前中國對臺灣島最詳細的歷史記載。根據汪大淵記載，澎湖隸屬泉州晉江縣管轄，臺灣島以原住民(“獵頭生番”)爲主，當時尚未納入元朝行政管理，爲“海外諸國”的起點。
從臺灣島南下，便是呂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賓。菲律賓與中國古代交通頻繁。現代以來，菲律賓出土的中國古代瓷器多達 4 萬件，這些出土瓷器中，尤以元代瓷器出土數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鎮產品，有青白、青花、釉裏紅等品種。汪大淵記載了在馬尼拉的貿易情況，其中主要便是瓷器貿易。
汪大淵發現，在呂宋內地及加裏曼丹等處，當地人把所藏的中國古壇古甕視爲傳家之寶。蘇祿羣島出產有降真、黃臘、玳瑁、珍珠，其中最珍貴是蘇祿珠，“色青白而圓，其價甚昂，中國人首飾用之，其色不退，號爲絕品”。在呂宋羣島的加麻廷、巴姥酉和吉巴弄等地，“男子嘗附舶至泉州經記，罄其資囊，以文其身。既歸其國，則國人以導長之禮待之，延之上坐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究其原因，原來是“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
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咽喉部位，自古就是華人海外聚居地，這一點被記錄在《島夷志略》中。這或許也是關於新加坡最早的歷史記載。《島夷志略》中還專門記載了已經消失的“龍牙門”，1880年前後，英國海軍嫌龍牙門影響軍艦航行，將龍牙門炸燬。如今新加坡旅遊局根據歷史記載又複製了一個“龍牙門”。
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年僅二十歲的汪大淵搭泉州遠洋商船，從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統二年(1334年)夏秋間才返回泉州。這次航行從泉州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橫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橫渡印度洋回到斯里蘭卡、蘇門答臘、爪哇，再到澳洲，從澳洲到加裏曼丹島，又經菲律賓羣島，最後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淵第二次從泉州出航，遊歷南洋羣島，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峽及澳洲各地，兩年後才返回泉州。
在汪大淵時代，西太平洋被稱爲東洋，而印度洋海域被稱爲西洋，一般以印度爲界。汪大淵兩次遠航，走的仍是這兩條傳統航線，即東洋航線和西洋航線。這兩條航線大都依陸地和島嶼而行。指南針出現之後，人們可以放棄沿岸航線，出馬六甲後橫穿孟加拉灣，直航斯里蘭卡，也可以從印度橫穿阿拉伯海，直達非洲。
商業航行首先要考慮技術和風險，這些遠洋航行實際是近海短程航行的累加，東洋航線連接起東南亞，西洋航線連接更遠的地中海。
中國古代一般稱斯里蘭卡爲“錫蘭”。因爲佛教原因，斯里蘭卡從漢晉時期便與中國保持密切的海上交通。宋元以來，這裏也成爲中國商船的必經之地。明代時甚至有錫蘭王子來到中國，並葬於泉州。汪大淵多次經過斯里蘭卡，在此修整流連。
1335年前後，汪大淵到達古裏，也就是印度西南港口城市卡利卡特。古裏是古代東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樞紐，或者說是東西方的交界點。
胡椒，這個令東西方世界爲之着迷的奢侈品，完全屬於古裏的特產。這裏也是胡椒最重要的集散地，胡椒和古裏，在古代世界貿易史上有過傳奇般的歷史。按照馬可·波羅的敘述，中國進口的香料數量之多超過歐洲十倍。由此也可見中國與東南亞貿易之頻繁。
汪大淵筆下的“下里”就是古裏。“地產胡椒,冠於各番,不可勝計。椒木滿山,蔓衍如藤蘿,冬花而夏實。民採而蒸曝,以幹爲度。其味辣,採者者多不禁。其味之觸人甚,至以川芎煎湯解之,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國流波之餘也。”在《島夷志略》中，還有一個叫“古裏佛”的地方，距離下里很近，“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人間居有倉廩貯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稅收十分之二”。
在汪大淵之後，1405年，鄭和到達古裏，賜國王誥命銀印，並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鹹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古裏國王曾在永樂年間三次派使者來中國朝貢。1433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在古裏去世。1498年，達·伽馬在古裏登陸，後來也死於古裏。
很多現代學者將汪大淵稱爲“航海家”。與其說汪大淵是航海家，不如說他是一位偉大的旅行家。實際上，他對航海技術並不瞭解，更沒有什麼經驗。在這艘海船上，汪大淵既不是船員，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名特殊的乘客，準確地說，他是一位歷史地理的觀察者和記錄者。
汪大淵第二次出海回來後，應泉州地方官之請，開始整理筆記，寫出《島夷志略》。《島夷志略》爲我們留下了關於元代中國對外海上貿易的大量一手資料。當時中國商船遠航諸夷，船上裝得最多的就是瓷器和絲綢。《島夷志略》100個篇章中有40多篇記述了瓷器貿易，其中有20多篇記載了青花瓷貿易。
與馬可·波羅、哥倫布或者鄭和相比，汪大淵只是一個普通的民間商人，無權無勢，他以一己之力，爲歷史留下一筆不可磨滅的遺產。但翻遍各種官方史志，幾乎都難以尋見關於汪大淵的片語記載。
後來的鄭和下西洋，很有可能就是按照汪大淵的路線，或者說是參考汪大淵的路線航行的。馬歡在《瀛涯勝覽》序言中所說的這一段話，更從側面證明了《島夷志略》的可信度：“餘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感慨然嘆氣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餘以通譯番書，添被使末，隨其(指鄭和寶船)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萬裏。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毫無疑問，沒有汪大淵和他的《島夷志略》，或許就不會有75年後的鄭和下西洋。實際上，汪大淵航行經過的地域比鄭和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他爲後人留下了詳細的一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