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世公認的三顧茅廬，蓋源於此。
但是歷史上還有另外一說，即劉備屯兵樊城時(司令部紮在這裏，軍隊屯駐於新野)，曹操剛統一北方，諸葛亮知道，荊州是下一個目標，而劉表性格猶豫，不懂軍事，故而特去找劉備。劉備同諸葛亮素無交往，且見他年輕，故以普通讀書人看待，並不經意。
諸葛亮（網絡配圖）
在其他人走後，諸葛亮獨自留了下來，劉備也不聞不問，只在那裏編犛牛尾巴。諸葛亮問:“您是要實現遠大志向，還是僅滿足於編織牛尾?”劉備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簡單，扔下牛尾巴答道:“這是啥話，我是藉此排泄心中的憂愁而已!”接下來，在一問一答中，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對》的制勝方略。這段內容載之於《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內容。
在這裏，三顧茅廬與自己投奔兩說又對立起來，到底哪一說纔是事實?
現在看來，難分真僞，理由如下:
第一，蜀漢政權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沒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資料供史家查詢，諸葛亮是當事人，他的敘述似乎應該更可靠一些。然而這又是孤證，另一當事人劉備並沒有留下三顧的證據。
第二，曹魏政權是東漢政權“禪讓”的結果，它比較穩定，也有相應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與《九州春秋》成書前，同其他史書一樣，都有個史料收集的過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韜、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處做官，他們的回憶錄或談話，必然存在於當時，因此才能將諸葛亮自己投奔的過程說得繪聲繪色，以致微小細節都不遺漏。然而，那三人畢竟只是局外人，他們的敘述大多也是聽說而來的。
諸葛亮（網絡配圖）
第三，劉備不高看諸葛亮而自結牛尾，同《襄陽記》又發生矛盾。以此書記述，劉備訪問荊襄名士司馬徽(即水鏡先生)時，司馬徽曾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當劉備詢問是誰時，他回答說:“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以此觀之，諸葛亮找上門投靠劉備就難成立。然而《襄陽記》擁劉的政治傾向過於明顯，作可信史料尚得謹慎。
綜合上述三點，在難以斷定的情況下，不如像爲《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那樣，將胸懷放廣闊一些，讓兩個都有依據的史料共存一爐，別作武斷式砍伐。
如果是三顧茅廬，那麼，它就是諸葛亮與徐庶合演的雙簧，但諸葛亮不肯“廉價出售”，須擡高身份以便於才盡其用。徐庶投奔劉備後，得到劉備的器重，進而推薦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這當然是得到諸葛亮同意之後才推薦的。如果諸葛亮不願意出山或者未選中劉備，作爲好友的徐庶，斷不能造次。在徐庶他們的文化圈子中，還有龐士元、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獨獨推薦諸葛亮而不推薦其他人?當然是他們當時不肯投奔劉備的緣故。
諸葛亮（網絡配圖）
劉備說:“君與俱來。”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徐庶投奔劉備，客觀上是在爲諸葛亮投石問路。既然諸葛亮已經選中了劉備，當然要同徐庶談及相見的形式，只有諸葛亮不肯沿街叫賣時，徐庶才能傳遞出“可就見，不可屈致”的信息。顯然，這是在擡高價碼。“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當諸葛亮決定投靠劉備時，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並作了充分的應對準備，而前兩次的未曾出來相見，就有了矯揉造作的嫌疑，顯然是在擡高價碼。然而他又謹遵了“事不過三”的古訓，所以在劉備第三次相顧時揭開門簾子走了出來。劉備是否看出了雙簧的把戲，我們已無法得知。但是，劉備獲得了禮賢下士的美名。剛一見面，諸葛亮就和盤托出了驚世駭俗的《隆中對》，他把天下形勢剖析得那樣透徹，把劉備的因應策略和將來的發展宏圖都作了精當的規劃。這當然不是即興之談，而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結果。諸葛亮要取得劉備的充分信任，就必須一炮打響，讓買家知道物有所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