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1786年-1854年)，字靜庵，滿洲正黃旗人，清朝大臣，曾任直隸總督。1840年，英艦北犯大沽，他奉命與義律談判，旋任欽差大臣抵廣州，主張對英妥協，後被革職。1853年再任欽差大臣，建立江北大營對抗太平軍。咸豐四年(1854年)病死軍中，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依總督例賜卹，諡文勤。
歷史學家陶元珍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應受責備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稱讚的地方還要多”。他對政府缺乏起碼的誠實，對外人“不免卑屈”，對敵方的認識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無所知”，對漢奸式或煙棍式的人物鮑鵬“根本就不該用”。“琦善之未能堅持菸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敗”。
歷史學家蔣廷黻先生評價：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爲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雖然，琦善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後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陝甘總督，一任雲貴總督。他既知中國不如英國之強，他應該提倡自強如同治時代的文祥及曾、左、李諸人，但他對於國家的自強竟不提及。林則徐雖同有此病，但林於中外的形勢實不及琦善那樣的明白。
1841年，當英軍到達天津，琦善臨危受命，去廣州處理外務，在經過調查確信打不過的情況下，與英方簽訂《穿鼻草約》，但清政府不同意。一年後，清政府在炮火下籤訂了《南京條約》。對比《南京條約》和《穿鼻條約》我們看到琦善的外交勝利。前者完全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後者割讓香港，但保留在香港的關稅權利;前者賠款二千一百萬，後者賠款六百萬。二者雖同樣喪權辱國，但論得失，後者較好。
鴉片戰爭的失敗，導致不平等條約簽訂，時人總要找個替罪羊，總要找個藉口，此時琦善正好處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是個不二人選。時人還說他接受洋人大量的金銀賄賂，可後面清流們也進行的調查，均無證據和口實，只是猜測而已。最主要的是皇帝本人的態度，當時爲閉衆人口，把琦善革職查辦，甚至抄家，不過後來過了風口，又把他起用，不得不說當時處理琦善只是在替領導背黑鍋。
琦善這個人其實有本領、能幹事，但生在了那個積貧積弱的時代，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當了一個弱國的官，在一個崇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年代，他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又改變什麼，只能在一個受控的環境裏，做違背自己內心的事，所以說他和李鴻章一樣，是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給予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