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怎麼組建湘軍的?爲什麼要湘軍和綠營徹底斷聯繫?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但是未來的新軍究竟採取哪種形式呢?這是曾國藩需要考慮的第一個間題。當時，清朝統治者用以鎮壓人民反抗的武裝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團練三部分。兵又稱額兵，是有固定編制的國家軍隊，其中包括八旗和綠營兩部分。八旗即八旗驍騎營，又稱旗營，是滿洲費族入關前建立的武裝力量，共約二十五萬人。綠營以執綠色旗幟得名，是滿洲貴族入關以來陸續收降改編的漢族地主武裝，共約六十四萬人。八旗和綠營皆有兵籍，弁兵父子相承，世代爲業。勇指國家臨時招募的官勇，有事臨時招募，事過隨即遣散。
這是清政府在遇有戰事而兵力不足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臨時措施。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就曾招募過官勇;太平天國革命興起後，清政府也曾募集過官勇。江南大營悍將張國樑所統帶的就是勇營，窮極惡過於綠營;江忠源帶往廣西的楚勇也屬於官勇的性質。團練則是散佈鄉鎮的地主鄉團武裝，基本上不脫離生產，屬於民兵的性質。八旗和綠營都是封建國家的常備武裝，團練和官勇則是非常備武裝;營兵和官勇經費出於國庫，團練自咸豐初年以來基本上由民間籌資，鄉紳經管。官勇不同於團練，也不同於營兵，介於二者之間而又兼有二者的特點，帶有半官半民的性質。
曾國藩既認爲綠營兵不可用，又認爲團練武裝難以得心應手，遂選擇了官勇的形式。另起爐竈、重建新軍的思想，曾國藩早在咸豐二年底建議張亮基將所調各縣練勇“改募成軍”時就很明確。他在給寶慶知府魁聯的信中解釋採取這決策的原因說：“就現在之額兵練之而化爲有用，誠爲善策。然習氣太盛，安能更鑄其面目而盪滌其腸胃?恐嶽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酈見竊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爲勁卒，新募之勇卻可練之使補額兵。救荒之說，自是敝邑與貴治急務。
然而未來的新軍究竟是什麼樣子，曾國藩胸中並無成熟方案，因而他在建立所謂“大團”時，僅強調“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爲要務”。直到這年夏天，江忠源在給清廷的奏摺中表示欲採取兵勇混用的辦法(從各地徵調綠營六千人，從湖南招募官勇四千人，組成一支萬人之師)戰勝太平軍時，曾國藩才致信江忠源等人，指出綠營兵制的根本弊病，將其致敗的主要原因歸咎於調遣之法不善，提出改革軍制的主張。他說，“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於“敗不相救”四字"”，“雖此軍大敗奔北，流血成淵，彼軍袖手而旁觀，哆口而微笑”。他認爲，造成這種積弊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調遣成法不善。
國藩指出，“當其調兵之時，東抽一百，西撥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真楚弁而轄以黔鎮”，“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和”3，遂造成“勝則相忌，敗不相煮的風氣。既然“危急之際無人救應，誰肯向前獨履危地，出萬死之域以博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爲巧，近營則避匿不出，臨陣則狂奔不止，以期於身不見賊面而後快”。他認爲，太平軍所以無往不勝，不僅由於其紀律嚴明深得民心，還由於它內部團結，誓同生死，“若非練兵萬人，合成一心”，斷難制此強敵之死命。
因而，這支軍隊必須“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有暫不相棄之死黨”。只有這樣，“庶可血戰一二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可以說這是曾國藩對所建新軍政治素質的要求，他制定軍制改革的各項措施都是以此爲出發點的。曾國藩對綠營軍制的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二是將“兵爲國有”變爲“兵爲將有”。前面已經講過，綠營兵實行世兵制度，基本上是父子相承，當兵爲業，綠營子弟成年後即可隨營習武，稱爲隨軍餘丁，一且營中出現空額，便可補缺吃糧。
所以，綠營一般不從外面招，只有在餘了不足時才自外募兵補缺。湘軍屬官勇性質，數額不定，全部招募，且隨着形勢的變化和需要的不同隨時增減或裁撤。曾國藩爲了不使湘軍染上綠營的種種惡習，首先要求湘軍在組織上與綠營徹底割斷聯繫。認爲，綠營的腐敗習氣已“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只有“盡募新勇，不索一卒，不濫收一弁”，“特開生面，赤地新立”，才能“掃除陳跡”，練成勁旅他還說：“國藩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故不用營兵，不用鎮將。”曾國藩規定，湘軍士兵主要招募健壯、樸實的山鄉農民，不僅不收營兵，也不要集鎮碼頭上油頭滑面之人，更不要曾在衙門當過差的書役、背吏之類。湘軍的軍官，主要招聘紳士、文生充任，對政治、思想和身體條件都有一定要求。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出四條標準，請人爲他物色湘軍軍官。
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オ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巨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土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再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兵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贏弱過勞則病，i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又說：“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荀闕其一則乃不可以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特。”可見條件雖多，關鍵還是政治思想表現。
曾國藩選拔軍官始終堅持政治標準第一的原則，只要被他認爲“有忠義血性”者，不論營弁營兵、書生，都可錄用。後來成爲湘軍名將的塔齊布、周風山、鮑超、楊載福都是營弁或營兵出身。至於其他條件，則各有高低差等，更可以在戰爭中磨練和培養了。爲了加強對士兵的控制和湘軍內部的團結，曾國藩又在兩個方面做出了努力：一是加強各級軍官的權力，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士兵絕對服從軍官;二是募勇的地域原則和私人情誼至上的原則。曾國藩規定，湘軍的招募，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曾國藩認爲，“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學，臨陣自能患難相顧”。
曾國藩還認爲，營一軍之中若募有兩地的士兵，必然造成地區之間的不和。因而不如干脆只用一地之人，可以利用地域觀念和同鄉感情加強團結。所以湘軍一般只在湖南募兵，又主要在長沙、寶慶二府招募，尤以湘鄉最多。湘軍不論在何地作戰凡添新勇，都要回湖南招募。湘軍軍官外省人間或有之，而士兵則外省人極少一隻是到了後期，オ偶爾募集少量外省士兵，以補充兵源的不足。爲防止士兵逃跑，曾國藩還規定，凡應募者必須取具保結，並將其府縣裏居及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詳細登記入冊，這樣土兵就不敢逃離營伍;即使有逃跑者，亦可按籍捉拿歸案。
對於湘軍內部的關係，曾國藩規定：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如封建之各君其國，底節節維繫，無渙散之虞。”爲了保持湘軍從大帥到營、哨官的垂直指揮系統，曾國藩規定，只看事寄輕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鎮大員，而營官僅止從九品，土卒也要絕對服從於營官。營官之於統領亦然。這樣，士卒由私人關係轉相招引，軍官則憑個人好惡任免，官與官之間也靠同鄉、同事、師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維繫，遂形成湘軍各樹一幟、各護其長的風氣，久而久之，逐漸變成一支軍閥武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