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生涯
陳喬年，1902年生於安徽安慶。幼時，他與哥哥陳延年同在家鄉求學，勤奮攻讀。1915年，兄弟倆離開故鄉到上海讀書，與他們的父親――正在主編《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生活在一起。1917年，陳獨秀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陳延年和陳喬年遂在上海開始了獨立的生活。不久，兩人都考入復旦大學。
1919年12月，在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下，爲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陳喬年和延年一同赴法勤工儉學。在法國3年多的時間裏，經過認真刻苦的學習和實際鬥爭的鍛鍊，他們逐步拋棄了原來所信仰的無政府主義，轉而接受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真理――馬克思主義。1922年冬，經中共中央批准，陳延年和陳喬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遠赴蘇聯
第二年3月，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陳喬年等人離開法國赴蘇聯，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陳喬年離開莫斯科回國。
陳喬年回國後，被黨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擔任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北京地委)組織部長。經歷了多年的異國他鄉生活後，突然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陳喬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滿了爲國效力的激情;目睹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種種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燒，更加堅定了鬥爭的決心;以國共合作爲中心的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後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又使他對革命充滿必勝的信心。陳喬年一來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釗的領導下，以滿腔熱情投身到火熱的鬥爭之中。
當時的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政府的政治鬥爭日趨高漲，但革命統一戰線的內部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國民黨右派妄圖破壞統一戰線，國家主義派也發出反共叫囂。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區委(北方區委的前身)認爲必須進一步加強宣傳工作，以適應思想戰線上鬥爭的需要。但當時軍警檢查甚嚴，辦刊物、印傳單都很困難，爲了保證安全，不得不經常改換印刷廠，而有的私營印刷廠又不敢承印革命宣傳品，有的則乘機擡高印價。爲了及時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羣衆進行革命鬥爭，回擊各種反動謬論，北京區委根據李大釗的提議，決定在北京創辦一個祕密印刷廠，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陳喬年。
革命工作
經過認真的籌劃和準備之後，1925年2月的一天，陳喬年在北京大學一院的一間教室裏，召集有關同志開會，研究創建印刷廠的具體事項。陳喬年首先徵求了與會者中經驗豐富的印刷工人的意見，然後提出兩星期內把印刷廠辦成的要求。會後，幾個同志立即行動起來，打聽市場行情，選購舊機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賃合適的房屋作廠房，招收因罷工被資本家開除的印刷工人進廠工作。不到10天，祕密印刷廠就正式開工了。
這個印刷廠的主要任務是翻印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嚮導》，印刷北京區委的機關報《政治生活》和一些傳單等。爲了避免敵人的破壞，印刷廠白天承印市民的一般稿件，夜裏纔開始印刷黨的報刊和其他宣傳品。大約半年以後，爲避開敵人的耳目，印刷廠又遷移地址，更換廠名，使敵人一直也沒搞清這個印刷廠的真實面目。就這樣，這個由陳喬年主持創建的印刷廠，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堅持工作了1年多，保證了《嚮導》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時、按期出版，爲宣傳我黨的主張，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先後發動和領導了國民會議促成會、悼念孫中山、聲援五卅等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在這些運動中，陳喬年不辭辛苦，四處奔波，協助李大釗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成爲李大釗的得力助手。是年10月，中共北方區委成立。李大釗任區委書記，陳喬年任組織部長。
北方區委成立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開辦區之下的高級黨校，以“造成能夠辦黨的能夠做成負責任的工作的人才”的決定，立即着手在北京開辦區委黨校。李大釗和趙世炎、陳喬年認真分析了北方區委所轄各地委的情況，根據工作需要，規定了學員條件，確定了各地委選派學員的名額。並經中共中央同意，請當年4月從蘇聯回國的羅亦農擔任校長，主持黨校工作。
黨校開學
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之後，北方區委黨校在1925年10月間正式開學。陳喬年擔任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黨的建設、世界革命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概況等課程的講授任務。爲了準備講稿，他常常徹夜不眠。他的課講得深入淺出，條理清晰，很有說服力，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個月後，這一期黨校圓滿結束。各地學員懷着巨大的革命熱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區工作，他們大都擔任了黨團的基層領導幹部，爲革命事業做出了新的貢獻。北方區委黨校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北方創辦的第一所高級黨校，儘管時間不長，又缺乏經驗，但卻辦得很成功，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這與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喬年等同志的辛勤努力是分不開的。
1925年11月，由於奉系將領郭鬆齡倒戈，與傾向革命的國民軍聯合反奉，使國民軍控制了北京地區;在革命羣衆運動強有力的衝擊下，由奉系軍閥扶持的段祺瑞政府也搖搖欲墜。鑑於這種形勢，在北方區委11月中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有同志提出，應抓住當前的大好時機，在國民軍的配合下，領導北京的革命羣衆進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義，建立國民政府，以結束軍閥的反動統治。陳喬年冷靜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之後，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爲，革命形勢雖好，但起義問題要慎重考慮。因爲國民軍雖然同情羣衆的革命運動，但其上層領導人物的態度尚不明朗，而中國共產黨又沒有自己的軍隊國民軍的態度一旦有變，起義就難於成功。陳喬年的意見受到與會同志的重視。接着又有同志提出，可以做兩手準備，根據形勢的發展靈活安排;縱然起義難於持久，起碼也可以顯示羣衆的力量，給段祺瑞政權一個沉重的打擊。區委經過反覆討論後，採納了這個意見，作出了發動“首都革命”的決定，併成立了由趙世炎、陳喬年等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擬訂行動計劃，具體負責“首都革命”的準備工作和指揮工作。陳喬年雖有不同意見，但堅決執行區委的決定，積極參加了行動委員會的工作。
首都革命
經過數天繁忙的祕密準備工作之後，國民黨右派的頭目到國民軍那裏造謠，挑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軍的關係，使國民軍的態度發生變化，背棄了響應革命羣衆行動的諾言，竟派兵保護段祺瑞執政政府。28日清晨，行動委員會得知這一突變的情況後，立即通知各區指揮部停止行動。但在當時通訊聯絡不便的情況下，有的區因沒能及時接到通知已開始向預定的目標發起衝擊，並散發了大量號召實行“首都革命”的傳單。情況緊急，行動委員會當機立斷，決定帶領廣大羣衆向段祺瑞執政府各機關繼續展開猛烈衝擊，並召開國民大會，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29日，在羣衆遊行示威之後，“首都革命”即告結束。
“首都革命”雖然顯示了革命羣衆的強大力量，給段祺瑞政府以不小打擊，但卻沒有達到推翻段政權、成立國民政府的目的。實踐證明陳喬年當時對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意見是正確的，說明他在大好形勢面前始終保持着十分清醒的頭腦;而他在行動上堅決執行組織決定的表現，則說明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爲支持奉系軍閥，公然派軍艦掩護奉系軍艦駛入大沽口，駐守大沽口炮臺的國民軍見日艦駛來，就以旗語制止，但日艦置之不理，國民軍遂發空炮警告，而日艦竟以實彈射擊，使炮臺守軍死傷10餘人。國民軍被迫予以還擊，將日艦逐出大沽口。事件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倒打一耙，以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爲藉口，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並糾合英、美、法等七國公使，於3月16日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蠻橫態度，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3月18日上午10時，北京80多所學校、60多個團體約數千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前，陳喬年、趙世炎等在北方區委會議上，報告了發動羣衆和準備大會的情況。李大釗表示要親自參加羣衆集會，陳喬年提出讓衛士湯汝賢伴隨，以保護其安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北方區委負責人在參加天安門國民大會之後，又同2000多羣衆一起結隊遊行示威，併到鐵獅子衚衕(今張自忠路)段祺瑞執政府請願。
請願羣衆進入執政府門前廣場後不久，段祺瑞的軍警竟開排槍射擊，屠殺手無寸鐵的羣衆。頓時，血流遍地，秩序大亂。見此情景，陳喬年大喊：“不要亂!”隨即沉着地指揮周圍的羣衆撤退。這時軍警一面射擊，一面端着刺刀向羣衆逼來。在擁擠中，陳喬年被刺中胸部，鮮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着劇痛，繼續指揮羣衆撤退，後在同志們的攙扶下回到區委機關。
在對傷口做了簡單的包紮之後，他立即詢問區委其他同志的情況，當他聽說李大釗、趙世炎還沒回來時，非常着急，讓剛剛回來的湯汝賢馬上前去尋找。直到李大釗、趙世炎等安全返回機關後，他才放下心來。
當天，北方區委就開會研究慘案發生後應採取的對策。胸部負傷的陳喬年不顧傷痛，堅持參加了會議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李大釗見他面色煞白，讓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堅持到散會才離去。
特殊貢獻
作爲北方區委的組織部長，陳喬年除和李大釗、趙世炎一起領導了北京歷次重大斗爭外，還爲北方黨的組織建設嘔心瀝血，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當時，中國共產黨還處於幼年時期，缺乏組織建設的經驗，因此，擺在陳喬年面前的任務是十分艱鉅的。但他不怕困難，刻苦學習，虛心求教，勇於探索，終於在實踐中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經驗。爲嚴密黨的組織工作，加強區委對北方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準確掌握黨的發展狀況，他精心設計了各式統計表格，發給各級黨組織使用;同時制定了組織工作制度，要求各級組織遵照執行。後來，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他設計的表格，並推廣了北方區委加強組織建設的經驗。
發展黨員，擴大黨的組織，是當時組織建設的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爲此，陳喬年經常深入到學校、工廠、機關了解情況，指導工作。在他擔任組織部長的這段時間裏，北方地區的黨組織有了很大發展，黨員人數也大大增加。據統計，1924年5月時，全區黨員僅有75人，而兩年後的1926年7月，全區黨員已達2069人。
對黨的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崇高的獻身精神，使陳喬年在鬥爭中始終保持着高昂的士氣，在工作中常常是夜以繼日、廢寢忘食。那時，在區委機關工作的同志經常爲趕印宣傳品而加夜班，陳喬年見有的年輕同志愛打瞌睡，便主動到他們那裏，一邊寫東西，一邊陪伴他們，寫完了文章，又幫助他們工作。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會影響他的身體健康，就勸他早點睡覺，他卻笑着說：“你們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着睡了。這樣，我們的工作也都睡着啦!”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睡意全都沒有了。陳喬年就是這樣一個朝氣蓬勃、精力旺盛、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革命戰士!
中央委員
1926年下半年，陳喬年奉命離開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喬年出席了這次會議，並被選爲五屆中央委員。會後，他留在武漢工作，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共八七會議上，陳喬年對他父親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在會上說：我的父親陳獨秀同志執行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後果是嚴重的，不僅使大革命失敗，黨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一批共產黨人慘遭敵人的殺害，這是血的教訓，切切不可忘記。對國民黨反動派只有作堅決的鬥爭，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陳喬年還對陳獨秀說：“爸爸，你過去執行的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你現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託在資產階級身上，黨應有自己的武裝，走蘇維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纔有希望。”
會後，陳喬年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1927年冬，他奉命調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當時，上海環境極爲險惡，國民黨反動派到處瘋狂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黨組織和革命力量不斷遭到破壞，黃浦江上空瀰漫着血雨腥風。陳喬年到上海後，不畏環境險惡，積極協同當時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王若飛開展工作。他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地變換鬥爭方式，巧妙地和敵人周旋。他們祕密地深入工廠、農村、機關和學校，聯絡同志，恢復和重建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工人運動和農民武裝鬥爭。由於有他們日夜爲革命奔走，上海革命力量克服艱難險阻，重新聚集起來。
被捕犧牲
正當上海和江蘇地區黨的工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出現了新面貌時，卻發生了極爲不幸的事情。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祕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長會議。陳喬年主持了這次會議。由於叛徒唐瑞林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址，陳喬年和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這是繼1927年6月以後江蘇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壞。
陳喬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勢難生還。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沒有絲毫的畏懼，也沒有任何懊喪。從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慮的只是如何繼續頑強而巧妙地同敵人進行鬥爭。起初，他化名王某，敵人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因他來滬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認識他。敵人用了種種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實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黨組織得知陳喬年等被捕後，千方百計地營救他們。因爲他未暴露真實身份，便計劃用錢將他贖出。與他同時被捕的鄭復他、許白昊也在獄中研究營救他的計劃;打算由叛徒不認識的周之楚頂替他的職務。周之楚十分英勇，當即允諾，願以自己的犧牲來保全陳喬年的生命。這一切都在按計劃的進行，不料，周之楚的父親出於憐子之情，也四處託人營救他，這樣一來，反倒使敵人間接發覺了陳喬年的身份。陳喬年見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便從獄中託人轉告黨組織，希望黨不必再爲營救費心，更不必再爲他花錢。關押期間，敵人爲了得到更多的機密，對陳喬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終咬緊牙關，橫眉冷對，堅貞不屈，還不斷地鼓勵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氣節。
敵人見從他們身上得不到想要的東西，就打算殺害陳喬年、鄭復他、許白昊三名重要的共產黨人。同志們知道後，心情十分難過。陳喬年卻鼓勵大家：要爲革命保重身體，好好學習，以便將來繼續爲黨工作。他還樂觀地說：“讓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難友們問他，對黨對家庭有何遺言?他回答說：“對家庭毫無牽掛，對黨的盡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1928年6月6日，敵人在上海楓林橋畔將年僅26歲的陳喬年槍殺，同他一起遇難的，還有鄭復他、許白昊。
陳喬年的犧牲，使黨失去了一位優秀黨員，革命失去了一名堅強戰士，中國人民失去了一個忠實的兒子。陳喬年的英名和他的革命業績將永遠銘刻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