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茨威格心目中，羅曼·羅蘭佔據着崇高的地位。《昨日的世界》寫到兩人第一次見面時說：“我在他房間裏感覺到一種人性的、道義上的優勢;一種不帶驕傲情緒的、內心的自由，這種自由對於一個堅強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在關鍵性時刻將代表歐洲的良知。”茨威格還評價說：“詩歌、音樂、科學的三位一體與法、德、意文化三位一體的交融在羅蘭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成爲時代精神的代言人、世界的良心”。
盧那察爾斯基稱讚羅蘭爲：“和平主義教皇”。
他獲得了19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的評價爲：“文學創作中高度的理想主義以及在描寫各種不同典型時所表現出來的同情心和真實性”。
羅曼·羅蘭一生貫穿人道主義思想。前期受託爾斯泰影響較深，主張全人類抽象的“愛”、以“英雄精神”對抗社會淪喪，文化墮落，提倡藝術爲普通人服務。
20世紀30年代，羅曼·羅蘭積極投身進步的政治活動，他任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聲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並出席巴黎保衛和平大會，對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兩次世界大戰，反對納粹德國迫害季米特洛夫、呼籲蘇聯停止對知識分子的流放、乃至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左翼作家的鎮壓等等，在維護正義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羅曼·羅蘭的作品也對人起到了指導作用，傅雷的少年經歷及感染浪漫派文學，對他的情緒有極大影響，用他自己後來的話說：“神經亦復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在遊學期間，他先後到過瑞士、比利時、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復狂躁之情緒。”但是，傅雷的這種情緒很快就被羅曼·羅蘭轉移。留法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傅雷讀到了羅曼·羅蘭寫的一本小書《貝多芬》，“讀罷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燭照，頓獲新生之力，自此奇蹟般突然振作。此實餘性靈生活中之大事。”由此可見，這本小書的產生，是作家受到貝多芬精神影響的結果。羅曼·羅蘭當時的狀況，與此時的傅雷頗爲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燭照”，感動得“不禁嚎啕大哭”了。
羅曼·羅蘭是王元化所喜愛的作家。王元化青年時代所寫的這兩篇讀《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認識獨到，見解高遠，後收在1952年初版的作者文學評論集《向着真實》一書中。羅曼·羅蘭與《約翰·克利斯朵夫》，確實是王元化的精神寶藏。據王元化的高足胡曉明教授介紹，直到王先生仙逝之前的那一年，還在請人讀這本書。而且還在其夫人去世後，寫過有關這本書最新的心得。日本學人相浦杲先生是深知王元化的，他說王先生對羅蘭的認識一直沒有變。這在王元化，是一種長期的人文生命的堅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