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芝是20世紀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導人。他是象徵主義詩歌在英國的早期代表人物，對20世紀英國詩歌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葉芝的歷史就是世紀之交愛爾蘭的歷史，而他的詩歌則將他個人的歷史與那一時期的愛爾蘭歷史融爲一體。
年輕時代的葉芝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其早期詩歌多取材於愛爾蘭本土的傳奇與民謠。葉芝是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參加者，因此政治是他詩中的一大主題;而與葉芝的民族主義激情緊密相連的是他對獻身於愛爾蘭文化復興的傑出女演員莫德·岡的愛情，因而愛情對於葉芝也是個終生的主題。他與格雷戈裏夫人的合作亦對愛爾蘭戲劇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葉芝的這一連串人生經歷同其詩歌有着緊密的聯繫。憑着他那能創造神話的想象力，葉芝將生活中許多平凡事件化爲美妙的詩句，再在他的詩中創造出具有葉芝風格的象徵主義。而且，藝術與自然的關係在葉芝的許多詩中亦得到了表現。在創造他的藝術、他的象徵主義的同時，葉芝似乎也急欲爲歷史畫像。也許是受到了神祕主義(包括布萊克的神祕主義)的影響，這一幅神祕的歷史畫像頗具悲劇色彩。人的命運是由外在力量所控制的，歷史的輪盤不停地旋轉，已現的必將重現。《麗達與天鵝》與《基督重臨》描述的正是這一主題。多樣性的人生，多樣性的主題，多樣性的風格與技巧，時隱時現的歷史影子，構成了葉芝詩歌的偉大所在。正是由於這種多樣性，後世的評論家一般將葉芝的詩歌分爲三個時期。
葉芝的早期詩歌創作包括他從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學評論》(Dublin University Review)上發表的詩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蘆葦中的風》(The Wind Among the Reeds)爲止。初入詩道，葉芝接受的是後期浪漫主義的傳統。對他深具影響的是前拉斐爾派詩人及其後繼者，其中的威廉·莫里斯可以說是葉芝的最主要的影響者。莫里斯是葉芝的朋友，他對葉芝的影響在《莪相的漫遊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in and Other Poems，1889)中最爲明顯。布萊克和雪萊也對葉芝早期的詩歌產生過影響，因爲葉芝曾編選過布萊克的詩集(1893)。這些詩人在作品中表達的信念及情感使葉芝深有感觸。
然而，儘管葉芝的早期詩歌屬於自十九世紀發展而來的英國浪漫主義傳統，但由於其愛爾蘭背景，他的早期詩歌以其獨特的愛爾蘭題材而有別於英國浪漫主義詩歌。這兩者的結合產生了葉芝獨特的早期風格：韻律感強烈，充滿柔美、神祕的夢幻色彩;詩中所述人物則多爲愛爾蘭神話與傳說中的英雄、智者、詩人以及魔術師等。同時，這些詩表現出一種憂鬱抒情的氛圍，筆觸頗似雪萊。對於年輕敏感的葉芝而言，詩就是夢，夢能保護俗世中的詩人，而他從孩童時就沉浸於其中的愛爾蘭神話與民間故事則是他尋夢的遙遠去處。這一時期的主題大多爲回憶和夢想，其頂峯之作也許就是“茵尼斯弗裏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此詩可謂葉芝白日夢的傑作，實際上反映的是詩人對故鄉愛爾蘭的一種思戀情緒。其廣爲傳誦的部分原因也許就在於其徹底的浪漫主義主題和獨特的語言風格。
葉芝中期創作的詩歌主要包括《在七片樹林裏》(In the Seven Woods，1904)《綠色頭盔及其他》(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1910)《責任》 ，(Responsibilities，1914)《庫爾的野天鵝》 ，(The Wild Swan at Coole，1917，1919)以及《邁克爾·羅巴茨與舞蹈家》(Michael Robartes and theDancer，1921)，其時間跨度約爲1899年《蘆葦中的風》出版之後至1926年《幻象》 (A Vision，1925)出版之前。關於葉芝詩歌時期的劃分，並沒有截然的界限，主要以其詩歌主題、風格變換爲參照。正當葉芝感到早期風格已到頂點，而新的發展方向尚未明確時，艾茲拉·龐德進入了葉芝的生活圈子，並對其新風格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種影響直接導致了葉芝中期詩歌中有一種新的精微的具體性，這一特點同龐德的意象派詩歌有共通之處。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內容上，也表現在措詞上，其結果就是一種新的質樸無華的、具體的風格。它更關注精神的意象和細節，所表現的情感也更爲明確。
這一時期，葉芝開始用貴族的理想觀點來衡量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革命者及愛爾蘭大衆，其結果只能是失望。在葉芝看來，暴力、內戰並非愛國的表現，而是“黃鼠狼洞裏打架”。他覺得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缺乏在約翰·奧利裏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愛爾蘭傳說中的高貴和古老的英雄主義氣質。對愛爾蘭政治的失望使得葉芝改變了他的詩風。早期寓言般的夢想被拋棄了，他的詩更加現實、複雜、世俗化，逃往“茵尼斯弗裏島”已是大可不必。他早期的象徵主義柔弱無力，必須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新象徵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對神祕中的秩序的追求。爲此，葉芝發展了一種神祕的歷史循環論，集中表現在《幻象》(1926)一書中。葉芝認爲：歷史的發展周而復始，當一個週期完成後，又進入下一個週期，如此不斷循環。他的許多詩歌就是這種歷史理論的直接說明。
葉芝後期詩歌的風格更爲樸實、精確，口語色彩較濃厚，多取材於詩人個人生活及當時社會生活中的細節，且多以死亡和愛情爲題，以表達某種明確的情感和思索。後期詩歌包括詩集《鐘樓》(The Tower，1928)《盤旋的樓梯》 ，(The Winding Stair，1929)《三月的圓月》 ，(A Full Moon inMarch，1935)和《最後的詩歌及兩個劇本》 (Last Poems and Two Plays，1939)。《鐘樓》收集了葉芝的一些內涵最豐富的詩，如：“駛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鐘樓”、“內戰冥想”(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1919”、“麗達與天鵝”以及“在學童們中間”(Among School Children)。對於葉芝來說，生活與藝術是一種衝突。隨着年紀不斷增大，年齡與慾望又成爲一對矛盾。在“駛向拜占庭”一詩中，詩人構造了日漸衰老的肉體的渴望與靈魂對自由的嚮往。詩中，一位老人拒絕了年輕人的感官世界，表明渴望擺脫肉體束縛而追求永恆的藝術世界的願望。在“在學童們中間”一詩中，他也談到了時間與人生的問題。而“麗達與天鵝”則又使他回到《幻象》中的歷史循環這一主題上。
《彎彎的樓梯》(1933)包括了一些很優秀的哲理詩，如“自我與靈魂的對話” (A Dialogue ofSelf and Soul)，但也有一些是回憶過去的詩歌，包括對朋友的懷念。其中“庫爾莊園與巴利裏”(Coole Park and Ballylee，1931)一詩談到詩人與格雷戈裏夫人的友誼與他們的文學功績。詩云：
我們是最後的浪漫主義者，選擇了傳統的神聖與美好爲主題。
這“最後”意味着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葉芝在文學史中爲自己提前找到了位置。《三月的圓月》(A Full Moon in March，1935)包括一組稱爲“超自然的歌”的文學詩。這些詩濃縮了葉芝的思想，語言簡樸。其中“人的四個年齡階段”一詩體現了幻想中的思想，也反映了對人類文明的思考。
葉芝的理論成就主要表現在《詩的象徵》一文中，但他並不是一個理論家。《幻象》中的思想也並非什麼完整的理論，而是個人色彩很濃厚的一種價值觀念。葉芝是個詩人，他的成就在於那多樣性的詩歌，豐富的題材與想象。此外，嫺熟的技巧也是他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如果說華茲華斯統治了上一個世紀的英語詩歌，那麼葉芝則統治了19、20世紀交替時期的英國與愛爾蘭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