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爾迪厄作品在法語和英語兩種不同語境中的不同遭遇，我們可以觀察到語境轉換對知識分子話語本身的影響。在70年代中期，布爾迪厄的主要作品開始被翻譯成英語，這個時間的選擇並非巧合，大約在那段時間，布爾迪厄在法國學術界開始取得中心地位，並通過教學活動和創立位於巴黎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校中的歐洲社會學中心，開始擴大他的影響。大約也是在這同一時間，英美大學中的新一代學者正在普遍地尋求新的研究方向。很多人開始探究超越薩特、列維—斯特勞斯和阿爾都塞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作品之外的法國社會理論的貢獻。福柯、德里達、利奧塔、布爾迪厄同他們這一代的其他一些人一起，作爲一個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被翻譯介紹到英語世界，他們的工作取代了結構主義在英語世界所佔據的地位。
僅從時間流逝的角度看，翻譯同時也把作品拖離了它們原來的知識分子語境，並把它們放入了新的語境之中，這一過程的負面作用在布爾迪厄這個例子中顯得尤爲明顯，特別是布爾迪厄研究工作的統一性普遍地失去了。這一損失是與下列事實密切相關的，即英美學術界不具有能與法國“人文科學”相比較的這樣一個跨學科的場。那些在巴黎被一起放在“人文科學”標籤下的書，在牛津、柏克萊、芝加哥等大學的書店裏則分門別類，自成一統地放在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教育學等欄目裏。在70年代中期，布爾迪厄由於一系列精美的結構主義分析而爲英語世界的人類學家和中東研究學者所熟悉，也許其中最爲著名的是他對阿爾及利亞山區卡比爾的研究和他的短篇人種論《阿爾及利亞1960》。布爾迪厄與讓—克勞德·巴塞朗合著的《教育、文化和社會再生產》一書，則使他名列社會學中的“分層理論家”和教育學中的“再生產理論家”。而這與他在阿爾及利亞的工作幾乎沒什麼聯繫。1977年英文版的《實踐理論概要》出版時，人類學家廣泛地閱讀這本書，但該書最初卻爲社會學家所忽視。
198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區分：對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的英文版，布爾迪厄在這本書中批判了康德式的探索美學的方法，其目的在於批判使學術注意力變窄的趣味判斷。然而英語世界的讀者普遍地把它歸類爲對趣味模式一邊倒的結構主義敘述，這本書甚至還被擠到了有關大衆文化的社會學研究這一類別，因而剝奪了《區分》根本性的批判衝擊力。這類支離破碎的解讀，繼續尾隨着英語世界對布爾迪厄作品的接受，而布爾迪厄在看似各種各樣的研究中，一以貫之的獨特的知識分子生產方式卻被完全忽略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布爾迪厄運用了大量英美語言中的策略。他發展習性這個概念是爲了擺脫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觀點的二元論。在他看來，習性的即興反應不僅僅是對環境刺激的反應，也是策略性的因素;不僅僅表達了個別行爲者的主觀意圖，而且具有結構基礎。它們是布爾迪厄稱之爲“資本的積累”的策略。爲了詳細闡釋這一想法，布爾迪厄借鑑了維特根斯坦和奧斯汀關於作爲社會行爲的語言用法，以及英美話語的策略性行爲，尤其是經濟最大化方面的詞彙。這些術語的運用使得布爾迪厄能夠發展一種相對獨立於法國語境的方法。然而，這也爲英美學術界成問題的解讀打下了基礎。英美學者往往傾向於把布爾迪厄對這些術語的運用放到法國話語的語境之外來理解，彷彿這些術語的運用獨白式地表達了英美(尤其是經濟主義)話語的策略性的理性主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法語語境中布爾迪厄強調的是其作品的經驗性基礎，而在英美語境中人們卻必須重新肯定布爾迪厄作品的理論性一面。
布爾迪厄一直致力於超越社會科學中的二元對立與二分法。在這一過程中他提出了很多精闢的見解與發人深省的闡述，但布爾迪厄的理論基調卻是中庸的，就象他一再強調象徵資本對經濟資本的調解作用一樣，布爾迪厄的作品所表現的調解傾向，正是人們誤讀的根源。這一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一方面決定了布爾迪厄不可能象福柯、德里達、利奧塔那樣引發即時性的轟動效應，另一方面卻也爲布爾迪厄留下了更爲寬泛的理論上的迴旋空間。也許這正是布爾迪厄的理論影響長盛不衰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