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幾近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完全無視學科界線，從人類學、社會學和教育學到歷史學、語言學、政治科學、哲學、美學和文學研究，他都有所涉獵。布爾迪厄向當今的學科分類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戰。他在涉及範圍極廣的不同領域中提出了很多專業性的質詢：從對農民、藝術、失業、教育、法律、科學、文學的研究，到對親屬關係、階級、宗教、政治、體育、語言、住房問題、知識分子、國家等的分析。
布爾迪厄還具有融合各種不同的社會學風格的能力。從艱苦的人種論闡述到統計學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論的和哲學的論辯等等，布爾迪厄一律照單全收。他向已被公認的社會科學的思維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戰。
布爾迪厄1930年出生於法國貝恩亞，他早年學術生涯一直未能擺脫結構主義的陰影。他試圖以索緒爾爲基點，發展一種“普遍的文化理論”。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緒爾的理論命題之後，尤其是思考了作爲實踐和言語對立面的文化和語言之後，他放棄了這一計劃，並開始探索一種有關文化實踐的理論，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當分析超越了傳統的對立關係及二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視野的侷限性之後，理論的發展纔會成爲可能。布爾迪厄覺得只有從這一立場出發，才能建立一種對古典社會理論的批判。
布爾迪厄認爲古典社會體現了主觀論與客觀論的一種對立。主觀論者往往對信念、慾望、行動者(Agent)的判斷等估計過高，而客觀論者則力圖從物質、經濟條件、社會結構或文化邏輯等方面來解釋社會思想與行爲，並把這些因素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比行動者的象徵結構、經驗和行爲更爲強有力的東西。布爾迪厄認爲，無論是客觀論還是主觀論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會生活。
在他看來，社會生活必須從下列角度來理解，即：既要公平對待客觀物質、社會的和文化的結構，又要公平對待正在建構的實踐和個人與團體的經驗。
布爾迪厄在許多文章中，還試圖克服與之相關的兩種知識之間的對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觀察者建構的有關社會世界的理論知識，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對他們自己的世界具有實踐性把握的人所運用的知識。
最終，布爾迪厄試圖超越科學與其對象之間的對立。他把科學看作社會場(Field)的一部分，把科學家看作社會場的產物。他認爲科學場並不擁有不同於其他場的特權;它也是行動者爲了改善其地位而通過權力來建構的。科學在分析行動者的觀念對建構社會現實所作的貢獻時，同時也認識到那些觀念經常也會誤認社會現實。同樣地，科學家對自身現實的建構(科學場和科學行爲的動機)，也會經常誤認科學場的現實。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爾迪厄認爲必須倡導一門反觀性的(Reflexive)社會科學，必須克服主體與客體、文化與社會、結構與行爲等普遍存在的理論對立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爾迪厄有效地把現象學和結構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種完整的、認識論的連貫性模式之中。
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運用價值的社會質詢的模式，是康德意義上的人類學，但卻是一種具有高度區分性的人類學。因爲它包含了對分析者自身活動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過這一活動從理論上來解釋他人實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