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迪默是南非人，她的母親是英國人，她的父親是立陶宛人。她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種族隔離的種種後果構成了這些作品的重要主題。她生於1923年。
戈迪默生來敏感正直，加之南非的動盪現實激發了她的責任感，這使她幾乎在受到繆斯女神召喚的同時，便勇敢地投身於南非黑人的解放事業中。縱觀戈迪默的創作軌跡，她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與南非的現實密切相關。它們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種族主義的種種罪惡，生動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與白人的種種苦惱，以及他們爲種族歧視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戈迪默不僅善於描寫受壓抑的白人心態、社會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於正面描寫黑人戰士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正義鬥爭，歌頌爲正義而英勇獻身的人們。她以其創作實踐證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態“只能是革命的姿態”。
戈迪默以熱切而直接的筆觸描寫在她那個環境當中極其複雜的個人與社會關係。與此同時，由於她感受到一種政治上的捲入感——而且在此基礎上採取了行動——她卻並不允許這種感覺侵蝕她的寫作。儘管如此，她的文學作品由於提供了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深刻洞察力，幫助了這一進程的發展。
長篇小說《貴客》(1970年)是她前期創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這部作品結構嚴謹，簡潔含蓄，文體高雅。她極其熱切地成功表達了在一個國家誕生時各種事件的紛繁複雜。回國來的前殖民地官員被捲進衝突當中，忠誠感又使他無所適從。事件的進展通過平行發展的主人公的戀愛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無英雄氣概的偶然死亡則對個人在追求未來的偉大遊戲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
70年代中期以來，戈迪默形成了一種更爲複雜的長篇小說技巧。這個創作階段產生了3部傑作：《自然資源保護論者》(1974年)，《伯格的女兒》(1979年)和《朱利的族人》(1981年)。每部作品均以其獨到的方式刻畫了在黑人意識日益增長、精神與物質環境均爲複雜的非洲的令人可信的個人立場。戈迪默還以最大的限度提出了白人——即使是仁慈的白人——的特權是否正當的問題。
在這幾部強有力的長篇小說中，《朱利的族人》尤其值得一提。索韋託事件爲小說的故事提供了背景。白人斯梅爾斯一家遇到了武裝暴動，他們在男傭朱利的幫助下逃到了朱利的村子裏，他們不得不在騰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強生存。隨着時間的流逝，主僕關係由於這一家人越來越依靠朱利而顛倒。小說題目的模糊性則迅速地鮮明起來：朱利的族人就是他服侍的那家白人，但也是他的部落的成員。對於環境所造成的文化與物質上的粗俗化描寫得很出色。夫妻之間的交流枯竭了。他試圖不用古老的措辭表述新的境遇，“但是詞兒就是出不來”。提到妻子時用的是代詞：“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那些在語言和社交方面均感覺最易適應的人是孩子們。作者在作品中用孩子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成人間的關係是自有原因的。
戈迪默的最新長篇小說《我兒子的故事》於1990年出版。它的主題是在一個難以容忍的社會中的愛情，以及存在於通往變化的道路上的複雜情況與種種障礙。情人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極爲微妙的描述。與此同時，頑固的政治現實則不斷地進行干擾。雙重的敘述視角使人物描寫豐富而多面化，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成份就是妻子在最後所表現的英雄主義。這部小說頗具獨創性與啓示性，同時又因其富有詩意而迷人。
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不應使我們忘記那些短篇作品。它們簡潔緊湊，極爲生動，顯示了處於創作能力高峯的戈迪默。《短篇小說選》(1975年)提供了一個概況。在短篇集《士兵的擁抱》(1980年)中，正如同名短篇所示，基本主題成功地得到再現。戈迪默的獨特的女性經歷，她的同情心和出色的文體同樣使她的短篇小說具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