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指向人生的，苦痛也罷、貧困也罷、憂傷也罷，凡人生所遇即文學，呈現他們的自然是文學者。”論及文學的意義，夏目漱石曾這樣回答。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日本作家，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
2000年，日本《朝日新聞》發起“一千年來最受歡迎的日本文學家”的調查。在兩萬多張選票中，夏目漱石以3516票高居首位，超過了《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這樣的結果，與夏目漱石那“國民作家”的稱號可以說是相得益彰。就連之前發行的一版1000日元鈔票上，都印有夏目漱石的頭像。由此可見夏目漱石及其作品在日本文學界及大衆心中的地位。
印有夏目漱石頭像的1000日元
除此之外，夏目漱石的作品在中國也收穫了很高的評價。魯迅就很喜歡他的作品，稱讚“夏目的著作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徘諧雜誌《子規》上的《哥》、《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魯迅還翻譯過夏目漱石的著作《掛幅》和《克萊喀先生》，並在《華蓋集·忽然想到的》中首次將夏目漱石的“餘裕論”譯介到中國來。巴金也曾承認夏目漱石的作品對自己的創作曾有影響，稱他是自己的“日本老師”。
不過，即便是在中日兩國都收穫了諸多好評，中國日本文學學會會員李光貞在《夏目漱石小說研究》一文中仍認爲：在日本，夏目漱石研究早已成爲顯學，而中國國內對於他的文學創作中最重要的小說部分的整體研究，顯然關注不夠、數量偏少。譯者林少華曾翻譯過夏目漱石的小說《心》，對這一情況也發表過看法。“魯迅研究，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屬於顯學。一相比之下，夏目漱石在中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不僅學界如此，讀者對於這一情況似乎也有共鳴。相比村上春樹這類較爲大衆的作家，夏目漱石及其作品在中國遠遠沒有那麼“火熱”。當不少人知道他在日本文學界的地位有如此之高時，紛紛表示驚訝：爲何夏目漱石能成爲日本的“國民作家?對於這個疑問，在夏目漱石的逝世100週年的今天，從他的人生經歷、文學思想、創作風格及影響等方面，嘗試去回答這個問題。
“兒時誦唐宋數千言”與赴英留學
夏目漱石一生創作了207首漢詩，這與他自幼深受中國古典文化的薰陶不無關係。1881年4月，15歲的夏目漱石進入“漢學塾”二鬆學舍學習，他與中國古典文學有了更多的接觸。在一年的學習時間裏，他閱讀了包括《左傳》、《史記》、《漢書》在內的重要作品，以及諸多唐詩、宋詞。“餘兒時誦唐宋數千言，喜作爲文章”指的便是這一求學經歷，也說明了夏目漱石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認同與喜愛。
從時間上看，一年或許很短，但這些關於中國古典文化、思想的教育，對夏目漱石的思想及行爲的影響卻是不可小覷的。中國古典文學那“文以載道”的思想，以及“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儒家文學觀都讓他從中受益諸多，也成了他以後的文學思想、觀念得以形成的“基石”之一。同時，夏目漱石還因這些文章中的字詞“淡然有樸氣”等因素，對文學創作開始有了興趣，並決定“以文立身”。雖然這種想法遭到了他兄長的反對，但中國古典文化、思想貫穿了夏目漱石後來的文學創作、思考及經歷。何少賢在《日本現代文學巨匠夏目漱石》一書中認爲“中國古典文學是把他(夏目漱石)引上文學之路的最初、最根本磁場”。美國的日本文學研究家唐納德·金也遐想——如果夏目漱石生在江戶時代，那他也許會作爲一個漢詩詩人度過其幸福的文學生涯。
對夏目漱石的文學創作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歷，還有他從1900年開始的，爲期兩年的英國留學之旅。對於這次留學，他曾說自己是“懷着被英國文學欺騙的不安之念開始了倫敦之行”，而藉着這次機會，他試圖想弄清楚“文學是什麼”和“文學的作用”等問題，以及進一步探究明知維新時期下的日本的“全盤西化”的做法的利弊。當時的日本在學習西方時頗有瘋狂之勢，甚至有人揚言“脫亞入歐”，完全拋棄日本文化而選擇西方文化。這些情況都成了夏目漱石後來在創作、演講中批判的靶子。
留學後，夏目漱石開始了文學理論心得之作——《文學論》的書寫。這部對日本文學理論，乃至對日本文學史都非常重要的《文學論》的誕生，源於夏目漱石自身的沉澱與不懈的努力。經濟學家小泉信三在《理論家漱石》中，對夏目漱石孤獨的留學生活評論道：回顧一下在英國的留學生活，讓人佩服的是夏目漱石的學習。爲了購買價格昂貴的書籍，他節衣縮食;爲了多一點學習時間，他拒絕應酬交際。可見，夏目漱石在鑽研文學方面下的功夫之深。遺憾的是，過勞的學習使夏目漱石患上了神經衰弱，並在之後飽受其苦。
夏目漱石《文學論》
“非人情”觀與“餘裕論”
1905年，當夏目漱石以小說《我是貓》步入文壇時，自然主義文學已經成爲日本文壇的主流。與此同時，有着“只注重情緒”傾向的浪漫主義文學也引起了夏目漱石的不滿，他稱“浪漫派文學的通弊，就是在其僅以激烈的情緒爲主，以致青少年往往誤要一如文學所說實行於現世，這是錯誤的。”於是，在這樣的文學態勢下，夏目漱石寫成了《我是貓》與《草枕》，在藉此表達自身文學觀的同時也對自然主義、浪漫主義進文學進行“反擊”，其中就包含了“非人情”觀念及日後提出的“餘裕論”。
“非人情”觀是夏目漱石在《文學論》中提出的。對此，夏目漱石曾闡述——“可稱爲 ‘非人情’者，即抽取了道德的文學，這種文學中沒有道德的分子鑽進去的餘地。譬如，如吟哦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詩意確實是墮落的，但並不能以此着重斷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從一開始就處於善惡界之外。”小說《草枕》便是夏目漱石對“非人情”文學觀的一次重要實踐。在這本“以美爲生命”的小說中，夏目漱石避開了自然主義那陰鬱沉重的風格，而是用一種輕鬆明朗的節奏去書寫這個發生在鄉村的，脫離了“人情”的故事。在《草枕》發表的前夕，夏目漱石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代表我的藝術觀以及部分人生觀的小說即將出版”，而這裏所說的“藝術觀”，就是貫徹小說始終的“非人情”主題。
學者岡崎義惠也曾對“非人情”觀進行解釋：“所謂`非人情'，即離開人情，以旁觀的態度看待世界。據漱石的觀點，人情的世界就是道德的世界，脫離道德的世界，就是 ‘非人情’。”
1907年1月，夏目漱石爲高洪虛子的寫生集《雞頭》作序，提出小說可按“餘裕小說”和“非餘裕小說”分類，並對這兩個概念進行解釋：所謂有餘裕的小說，顧名思義，是從容不迫的小說，是避開“非常”情況的小說,是普通平凡的小說;沒有餘裕的小說指的就是高度緊張的小說，出現的都是生死彼關的問題,發生的是人生沉浮的事件。對於兩種小說的高低之分，夏目漱石強調它們都應該存在，像顏色濃淡一樣不分上下等。
“餘裕論”曾引起熱烈討論。研究中日比較文學的教授王向遠認爲這是夏目漱石文學論中最有特色、最讓人感興趣的一個理論主張，甚至稱只有夏目漱石能真正有“餘裕”地進行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魯迅也曾對“餘裕論”大爲讚賞，並在《華蓋集·忽然想到的》一文中說“一切事情，都應該留有餘裕。”不僅如此，夏目漱石的“餘裕論”還對魯迅的寫作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寫作十餘年，作品經久不衰
自1905年專職寫作後，夏目漱石在十餘年間共完成了15部小說、2本文學論著及大量隨筆和俳句。在第一本小說《我是貓》中，夏目漱石借貓的口吻，對明治維新時的社會進行譏諷、批判和嘲笑，展露了日本的諸般病態。例如，鈴木藤十郎對珍野苦沙彌說的那句“要是沒有和金錢情死的決心，就做不成資本家”，就暴露出了那時的資本家的嘴臉，而珍野苦沙彌那句“我從在校時就非常討厭實業家。只要給錢，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則是夏目漱石對拜金主義的批判。當時的日本因過於崇拜西方而出現了不少文化上、社會上的問題。這時的夏目漱石也借貓之口，對此譏諷了一番——“這是貓從隔壁學校的倫理課上偷聽來的。國門初開時，後進國家的人們大抵都有這樣的自卑心理，‘你看人家’、 ‘你看我們 ’時常掛在某些人的嘴邊，萬事都要拿西洋的標準來評判一下、參照一番，即便是優秀的傳統也會丟失殆盡。”衆多的譏諷及批判，讓《我是貓》給了當時的日本民衆“當頭一棒”，好讓他們從病態的精神世界中醒來。
不難看出，夏目漱石是一個有着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家，即使有着《倫敦塔》這樣的浪漫主義創作，他的寫作主流還是像《我是貓》、《哥兒》等以人物主觀反抗社會客觀現實的作品。他那深刻的思想及對社會的思考和批判，成了他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的明顯區別。這樣的“反自然主義”的風格對後來的文學作品也大有影響，形成“以尖銳的批判精神鍼砭社會現象”之勢。學者劉柏青在《魯迅與日本文學》一書中稱夏目漱石“畢竟是對於國家人民抱有強烈責任感的作家。”久米正雄、芥川龍之介等人也曾入夏目漱石門下，向他學習寫作之事。
夏目漱石《我是貓》
作爲最爲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夏目漱石的作品被譯介到世界多個國家。在中國，夏目漱石的著作早在解放前就已有譯本。魯迅和周作人可能是最早關注到夏目漱石的中國作家。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一文中，周作人對夏目漱石做了介紹，稱讚“他的文章多用說明敘述，不用印象描寫;至於構造文辭，均極完美，也與自然派不同，獨成一家，不愧爲明治時代一個散文大家。”除了小說家和俳人的身份，夏目漱石也是日本明治以來少有的漢詩人。
與魯迅一樣的民族自尊心與“毒舌”
自翻譯夏目漱石的文章到創作受他的影響，魯迅與夏目漱石算是頗有“緣分”，而將兩人一對比，又會發現他們的共同點：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毒舌”。這也都是這兩位文學大家爲人們津津樂道並被世人記住的品質。
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魯迅批判那種自以爲中國人已經失去了自信的論調。在那些人看來，中國人現在是“既不誇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爲一味求神拜佛”。魯迅認爲，即使部分了國人失去了自信力，改爲發展“自欺力”，仍然還是大有人在堅持中國人的自信力。在他看來，中國的脊樑不是帝王將相，而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那些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等，他們的光輝是掩蓋不住的。文末，魯迅還強調“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爲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毫無疑問，這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是魯迅在捍衛自己的自尊心，也是在捍衛整個民族的自尊心。
夏目漱石
與魯迅相同，夏目漱石也有着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在目睹日本社會的諸多怪異現狀以及西歐世界的真正面貌後，他深刻認識到了日本並未像人們所說的那般強大，以及全盤西化帶來的危害。夏目漱石曾呼籲人們應在保持日本民族自覺的基礎上，獨立於西方，並在否定舊事物的同時，發展自身的嶄新的特色。他“以文爲器”，用批判性的文學作品來讓人們思考、發現社會的問題所在，並以此來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明開化，實現日本人精神上的真正獨立。小說《我是貓》就是最好的佐證之一。
談及作品的語言風格，魯迅與夏目漱石都繞不開“毒舌”兩字。辛辣的筆調與帶有強烈諷刺意味的字眼，都是兩位文學大家在寫作中的偏好。這一點在魯迅的雜文、夏目漱石的《我是貓》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國民的劣根性、社會的醜陋、人性的複雜等，都在兩位作家的筆下一一現形。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毒舌”只是其語言的外衣，作爲讀者更加註重的應當是他們那豐富、深邃的思想內核。
(本文寫作參考了李光貞《夏目漱石小說研究》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