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日本外務省一份決議提出，要解決中國問題，最重要的是快速促進一個“新中央政府”成立，從而將重慶國民政府邊緣化。
於是，成功誘降汪精衛，統合已有的華北、華中兩個僞政府，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但汪精衛真能符合日本人的期待嗎?汪精衛一到淪陷區，就着手組織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場代表大會，預定300名代表參加，但是儘管四處拉人，卻沒有多少響應者，最後汪僞政權的頭面人物拉來自己的親戚濫竽充數，勉強才湊了240人。
爲了拉來更多人馬加入“新政府”，汪僞政權使盡渾身解數，周佛海設立了一個招賢處，只要來投一份簡歷，就每個月有錢拿。特工總部76號拉人方式就粗暴得多了，經常使用威逼利誘的方式，如果不就範，就綁架到76號，強迫其簽字發誓，加入“和平運動”。汪精衛等人叛國投敵，引來了多數國人的唾罵，恥於與之爲伍，汪精衛不能發揮預想的影響力，這不僅讓汪精衛等人沒了臉面，日本人對此也非常不滿。
汪精衛沒能實現日本人的期待，中國人的抗日決心反而變得更加堅決，這讓日本人大失所望，汪僞政權因招不到人而採取的種種手段，更讓日本人看不上汪僞政權。
很多日本人覺得，扶植汪僞政府是白白倒貼錢，這個沒有民心吸引不了人才的政權，幫不了日本多大忙。
代表日本軍方與汪精衛交涉的影佐禎昭就抱怨道，很多日本當政者不懂汪精衛的價值，認爲成立汪精衛政府沒什麼用，日本人要用更好的條件，誘降重慶的蔣介石。
漢奸們典身於侵略者，而日本人對他們也並不信任。
當時一個說法流傳甚廣，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他和蔣介石唱的一場雙簧戲，他最後給蔣介石的留言是：“君爲之易，我爲之難”，二戰中無論軸心國還是同盟國取得戰爭勝利，中國都將是勝利的一方，雖然這種說法缺乏根據，但當時日本人有所耳聞後，對汪僞政權越來越不信任。
曾任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檔案中，藏着一封有關汪精衛的報告，其中提到，汪精衛曾寫信給蔣介石，表示自己投日是爲了深入敵營，用三民主義滲透日本，最後不但可以改變淪陷區現狀，還可能把被日本侵佔的東北拿回來。
汪精衛訪問僞“滿洲國”期間，在民衆大會演講中說：“我們過去是同胞,現在仍是同胞,將來也是同胞”,汪精衛說到這裏淚流滿面, 座下抽泣聲響成一片，在場的日本關東軍一下子變了臉色，此時的他在爲自己成爲漢奸悲哀，十年前的他聽聞“滿洲國”成立後，大罵說:“溥儀沒有獨立人格，無論其名稱爲執政或皇帝，都不能改變其傀儡之本質。”他沒想到今天他竟然作爲另一個傀儡祝賀“滿洲國”成立十週年，他內心的矛盾悲哀可想而知。
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悽惶心態，據說，在日本人要求他出兵參加大會戰時，他消極應對，爲了顯示自己的正統地位，汪精衛的幾十萬僞軍軍服在抗戰期間和國軍的軍服一模一樣。
汪僞政權的二號人物陳公博，日本人也多有猜疑，1940年10月，日本內部《支那新政權主要人物調查》報告中，描述陳公博說：他從不真正把我們日本人當做朋友，對我們的大使和顧問都是表面對付，卻經常向自己身邊的人發表排日言論，對他我們要特別加以注意。
日本報告坦承，只有汪精衛和陳公博不貪污，自周佛海以下幾乎無人不貪，這些一心貪錢的漢奸，完全無法幫助日本人實現目標，日本人對漢奸們的猜疑，漢奸們當然會察覺，自然也不會再盡心給日本人賣命，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漢奸們看到日本必將滅亡的結局，便更沒人願意爲侵略者陪葬，各路漢奸發動各路關係聯繫重慶政府，爭取“戴罪立功”，爲自己留一條後路，周佛海祕密聯繫了戴笠，在自己家裏架了一臺發報機，傳送情報。
當初，他們在看到日軍侵華屢戰屢勝，而英美袖手旁觀，老朋友德國又在疏遠中國時，認爲孤立無援的中國如抗戰必定亡國，因此他們鋌而走險，成爲漢奸。
孔子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汪僞政權的漢奸們，爲了自身的貪慾，和貪婪的侵略者苟合，然後又不可避免地互相猜疑，矛盾重重，真印證了“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
汪僞政權演出的是一場鬧劇，又是一場悲劇，在國難當頭之際，出現賣身求榮的漢奸，這是民族的悲劇，而對於漢奸自己，碰到了一個不信任自己的買主，又何嘗不是一生的悲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