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1905年生，原名貽蔭，小名桂鳳，又名諶之，鎮海人。
朱楓的父親是魚行富商，她小時家裏席豐履厚,生活優裕。少女時代，朱貽蔭曾拜沙孟海爲師，寫得一手清麗的小楷。1927年，22歲的朱楓依從父母之命，遠嫁瀋陽，丈夫是瀋陽兵工廠的總工程師陳綬卿，一年後生下了女兒朱曉楓。1932年，陳綬卿因感染霍亂去世，當時朱楓只有27歲。
孀居鎮海的朱楓時刻關心國事，讀書看報，瞭解時局動態，跟着革命者的足跡，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在這個時期，她結識了後來成爲她愛人的革命青年朱曉光。在朱曉光的影響下，朱楓也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8年，日本侵略軍壓境，鎮海吃緊。朱楓和全家一起趕到武漢。武漢會戰迫在眉睫，朱楓剛好產期臨近，不得不渡洞庭至桃源、沅陵，在那裏分娩。朱楓分娩後，舉家回到浙江金華。
此時，黨派張畢來、華白沙到金華幫助臺灣愛國志士李友邦籌建“臺灣抗日義勇隊”，朱楓立刻參與其事。“臺義隊”成立了，但沒有錢辦不成事，朱楓馬上慷慨解囊，第一次就拿出800元。後來她要奔赴抗日前線，就將8歲的女兒曉楓(當時叫朱倬)送進臺灣抗日義勇隊少年團，希望孩子得到鍛鍊。
不久，她與丈夫一起來到皖南新四軍教導總隊駐地中村。當時新四軍教導總隊訓練處處長薛暮橋原來是新知書店發起人之一，由他創議在中村設立隨軍書店，由新知、生活兩家書店從武漢、金華等地運書刊來向各支隊搞流動供應，朱楓乾的事是留在中村爲各方面配貨。她一面管門市，一面向野外上大課的學員供應書刊，有空還旁聽講課。
朱楓到皖南一年後，金華新知書店被查封，她離開根據地，離開丈夫，到了上海把一顆存放在保險箱內的3克拉鑽戒取出，兌給珠寶商，得到3000餘“中儲券”(汪僞紙幣)，用這筆款子購買了日本生產的薄型紙50令，發運桂林。當年寧波日艦封港，走桂林這一路程談何容易。朱楓經香港、大亞灣、沙魚衝，再溯東江到桂林。
朱楓帶來的這50令薄型紙大大充實了桂林總店的資金，後來總店事業發展，成立了西南印刷廠，成爲桂林印刷出版的重要支柱和黨領導的重要文化據點。
就在她全身心地投身於黨的文化事業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血濺皖南。朱楓的丈夫朱曉光被囚禁於上饒集中營。爲了營救丈夫，朱楓隻身啓程。1941年秋，朱楓星夜兼程趕到上饒，設法打通關節，得以進入集中營探視親人。
朱曉光在集中營裏已染上回歸熱，且滿身疥瘡，氣息奄奄。朱楓立刻趕回上饒城買了一批奎寧送進集中營。就是這些奎寧救了丈夫的命。1942年春末，朱曉光和難友蔡謨在大雨中越獄成功，也是靠剩餘的奎寧一路上換錢生活，得以穿越贛、閩、浙三省的荒山野嶺，輾轉回到浙江雲和。丈夫越獄成功回到雲和的消息傳到桂林，朱楓當然喜不自勝。在得到組織同意後，她急馳雲和接應。
其後，桂林的新知書店受到國民黨特務的騷擾，朱楓也被安排到重慶工作。其時新知書店在民生路開了一家“第三產業”,叫做珠江食品店，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樑海雲當經理，朱楓的公開職務是會計兼出納。朱楓既是出納兼會計，又當“堂館”，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只要是“自己人”來商談工作，立刻延攬到二樓雅座入席，對進店的衆多顧客，都能應付自如，儼然“阿慶嫂”模樣。由於她處事謹慎，遇事機警靈活，珠江食品店作爲黨的機關，從未暴露。
1944年初，朱楓、朱曉光夫婦奉調回到淪陷區的上海開展工作。到了上海，朱曉光不久奉命去魯南根據地工作，朱楓獨自留在上海籌建新知書店的副業“同豐商行”。這年10月，新知書店混進汪僞特務，很快遭受破壞，大部分同志被逮捕，朱楓自然不免，這是朱楓第一次入獄。
進了日本憲兵隊，等於進了地獄，殘酷拷問慘絕人寰，但年已40、身體單薄的朱楓硬是頂住了，獲得了釋放。釋放了，照理說爲安全計，應該迅速隱蔽，但朱楓的行動卻令人讚歎不已——她居然又冒險在晚上悄悄的從小窗口爬進已被查封的店裏去，把僅有的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賬冊偷偷地取了出來。目的很明顯，有了錢，就可以接濟還在獄中的同志，併爲陸續獲釋的同志提供轉移時需要的路費。爲了革命事業，朱楓把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經過考驗，根據她本人的願望，1945年春，經徐雪寒和史永介紹，朱楓成爲中國共產黨的一員。經組織安排，朱楓到一家紗布公司任財務會計主管。這家公司的任務是爲黨採辦和運輸物資，這算是她的“正業”，而“業餘”時間仍兼管情報部門一些業務。當時白色恐怖瀰漫上海，祕密工作險象環生，朱楓卻是從容應付，遇事總能化險爲夷，對同志又特別熱心。
1948年下半年，朱楓又被調到香港。她到香港之後就開始辦錢莊，辦貿易公司，一面從事情報工作，一面通過商業經營爲黨組織籌措經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當時仍在香港從事黨的工作的朱楓歸心似箭。丈夫朱曉光已隨中宣部的工作組南下，代表中央出版委員會在上海籌建新華書店。長女朱曉楓，從8歲那年送進臺灣抗日義勇隊少年團起，11年間，只在上海相聚3個月。現在，女兒也早已入黨，重返滬上。上海的一家人團聚，只等朱楓歸來。朱楓給朱曉光的信件中情感細膩真摯：“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種菜挑糞，嘉陵江畔月黑風高的晚上，你從安樂舊木橋邊候我，在集中營探訪時的感覺和憲兵隊出來後你對我的感情……是那樣溫情的……”朱曉光回信：“我們的後半生該有了快樂。”
於是，朱楓加緊結束在香港的工作，準備移交，馬上就要與愛人子女重逢了，但綿綿情思仍然折磨着她。這年的5月和6月，她給在上海的愛人寫了十幾封信，反覆說明：工作即交待完畢，團聚有期，會晤在即。還說待她回滬，一定細心護理愛人的病體，使他早日康復。但朱楓畢竟是一個共產黨人,對革命、對家庭，她知道孰輕孰重。在給上海親人的書信中，她再三強調：“這個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應先去做。”
在移交工作完畢,正準備束裝就道的時候,黨組織決定派她赴臺完成一項重要任務。1949年五六月間，朱楓前夫的女兒陳蓮芳給香港的朱楓寫信，說自己剛生了孩子，歡迎朱楓去臺北家裏小住。這封信成爲朱楓從香港到臺灣去的最直接理由。是年11月,她隻身毅然赴臺。
朱楓以“陳太太”的身份，在臺灣只與兩人聯繫。一個是蔡孝乾，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代號“老鄭”;另一個則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朱楓將吳石準備好的文件、圖表等密件取回，再交由“老鄭”蔡孝乾把這些絕密的軍事情報通過地下黨的交通管道送回香港和內地。在後來國民黨公佈的資料中，這些情報包括空軍各大隊番號、駐地、飛機種類、架數等記錄，炮兵團、戰車團的數量，裝備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數、長官名冊、槍械表和防區的軍事態勢圖。
1950年1月下旬，朱楓像往常一樣在約定的時間與“老鄭”蔡孝乾碰頭，然而這一次“老鄭”卻沒有出現。只留下一張字條。陳太太：老吳的生意虧本了，我擬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請早日成行，切盼!“虧本”即“被捕”。情勢危急，蔡孝乾不得不暫時隱蔽，並讓朱楓火速撤離。
朱楓立即與吳石見面，並請求吳石設法將自己送回大陸。吳石爲朱楓開具特別通行證，並用接送兵員的運輸機，將朱楓從臺北送至舟山。隨着飛機在舟山降落，朱楓與家人團聚的夢想，幾乎就要成爲現實，她焦急地等着能帶她去上海的船。
但不久，蔡孝乾被捕並叛變，朱楓在舟山被捕。朱楓知道犧牲已不可避免，趁敵人不備，吞服金鍊條企圖自殺，不幸被敵人發現自殺不成。不久,她被押解臺北，反覆審訊，百般誘降，,始終堅貞不屈。1950年6月10日，朱楓以所謂“中共間諜罪”在臺北街頭與投身革命的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同時英勇就義，臨刑前，“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吶喊聲震長空，她身中7彈，壯烈犧牲!
2011年7月，朱楓的骨灰被運回寧波鎮海老家，安葬在鎮海革命烈士陵園，在外漂泊61年的朱楓，終於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