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大臣
從表面上看，斯托雷平在仕途方面可說是一帆風順，起步時只是土地部統計局一個小小的職員，繼而就任外省一小縣貴族聯席會的主席和農業協會主席。
1902年，斯托雷平被任命爲格羅德諾省省長，他是俄國曆史上曾被任命爲省長級別的最年輕的人。後來斯托雷平調任薩拉托夫省省長，任上他以抑制了1905年省內的農民騷動而著稱，當時全帝國正處於一個廣泛的動盪時期，而他管理的省份則是全國唯一一個保持穩定的地區，這使斯托雷平聲名鵲起，不久就調入中央。
斯托雷平第一個有效地使用警察來對付那些涉嫌製造麻煩的傢伙，甚至有人說他手上握有全省所有成年男性的違法記錄。進入中央後，斯托雷平作爲一名優秀的地方行政長官，被皇帝尼古拉二世任命爲總理伊萬·戈列梅金領導下之政府的內政大臣。 數個月後，俄皇尼古拉二世任命斯托雷平替代戈列梅金成爲俄國總理。在短短几年中，由省長、部長到部長會議主席和首相，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
俄國總理
1906年的俄羅斯帝國飽受革命騷亂和人民普遍不滿的折磨。左翼革命團體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着推翻君主制的行動，並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在俄國各地，警察和政府官員時常遭到革命恐怖主義者的襲擊。爲了堅決迴應這些襲擊，斯托雷平創建了一套新的法庭制度，允許就地逮捕和迅速審判被指控從事革命活動的嫌疑犯。
在1906-1909年，超過三千名被證實有罪的革命者被各地的特別法庭判處絞刑，以至於時人皆諷刺絞刑架爲“斯托雷平的領帶。但是，指責斯托雷平是一個“警察頭子”是片面的。斯托雷平相信俄國的發展可以依靠一個穩定、繁榮、龐大的中產階級爲基礎，並以此推行一系列積極的改革政策。
由於衆多激進的議員不情願同政府合作以及支持土地改革，斯托雷平於1906年7月22日解散了第一屆國家杜馬。爲了有助於平息異議，斯托雷平同樣希望從國家杜馬中把那些屬於反對派的、不滿的農民代表們趕出去。這樣一來，他就能着手推行他重要的土地改革了。另一方面，斯托雷平試圖提高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地方政府的權限。
在1906年成爲總理的斯托雷平主導新的土地改革政策來建立一個富農階級，讓農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發揮保守安定的力量。這些人將會尊重私有財產並支持政府的社會改革。斯托雷平試圖改變國家杜馬的性質，以使他們變得更爲順從，方便政府通過各項立法或提案。
在1907年6月斯托雷平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後，他提高了貴族及富裕階層的選票權重，減低貧窮階層的有效票數及價值。如此選舉出來的第三屆國家杜馬，導致很多政府的“老熟人”——保守主義議員，回到了國家杜馬中，他們更易於接受與政府的合作。
1911年春，斯托雷平提交了一項議案，建議將地方議會系統擴展到俄羅斯帝國的西南諸省，但卻遭到國家杜馬否決——這導致他提出辭職。起初斯托雷平估計該議案會以微弱優勢通過，但他的政敵卻打敗了他。
在一個君權至上的國家中，君主的權力乃是不容侵犯的神聖象徵，誰若違犯這條鐵律，必將碰得頭破血流，這一點身爲首相的斯托雷平並不是不知道，但斯托雷平在任末期，卻恰恰因爲“蔑視君權”，幾乎使他傾注畢生心血的土地法案毀於一旦。事情出在海軍部的一項提案，由於屬下的疏忽，未提交沙皇尼古拉二世審批，結果遭致時在度假中的沙皇的否決。其時土地法案几經努力，終於在第三屆國家杜馬獲致通過，但卻意外地遭到國務會議的否決。原來，在國務委員會召開前夕，該委員會的兩個極右分子特列波夫和杜爾諾沃，乘沙皇召見之機，大進讒言，說斯托雷平的土地法案會置俄國於死地，其目的無非是“結黨營私”。尼古拉二世授意此二人“按良心行事”。斯托雷平在土地法案被否決之後，當即提出辭呈，並在應給予答覆的三天期限期滿之後，主動離職。他終於擺脫了繁難的政務，得以回到鄉間，回到自然，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了。
不料，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皇太后瑪麗娜·費多洛夫娜 出面干預了。在斯托雷平辭職當日，皇太后瑪麗婭召見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在進門時與尼古拉二世打了個照面，但沙皇的表現一反常態。他沒跟斯托雷平打招呼，擦身而過，臉上掛着淚痕。皇太后費多洛夫娜開門見山對斯托雷平說，她已告訴兒子，她深信，現在只有斯托雷平有力量和能力拯救俄國，並再三挽留斯托雷平繼續留任。
第二天，經過一夜反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託宮廷侍衛轉交給斯托雷平一封長達十六頁的信，沙皇在信中對斯托雷平做了懺悔，承認自己以前並非在所有事上都對斯托雷平開誠佈公。他不但承認自己有錯，而且，表示已經認識到自己只有同首相攜手合作，才能把俄國引入正確的軌道。沙皇請求斯托雷平收回辭呈，並於次日前往皇村向他彙報。沙皇不但同意斯托雷平的建議，讓國務委員會和國家杜馬休會三天，以便使土地法案按第八十七款的規定得以順利通過，而且，還把致使土地法案吹臺的兩名罪魁禍首無限期地流放國外。這樣，斯托雷平終於度過了他執政以來的最後一次危機。
土地改革
在俄國，土地和農民問題，是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最核心的基本問題。延續百年之久的俄國解放運動，究其實，就是圍繞着這個問題展開的。一八〇二年，保羅一世就是因爲下令規定農奴一週只在地主土地上幹三天活兒而引起上層貴族的不滿，被刺殺。一八六二年，亞歷山大二世下令實施自上而下的農奴解放運動。而斯托雷平在任期間主要關心的，也是土地和農民問題。斯托雷平之所以與土地和農民問題結緣，似乎其來有自。作爲上流貴族社會的一員，斯托雷平本人就是地主。他家擁有許多處莊園，生於斯長於斯，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對莊園經濟問題有極爲濃厚的興趣。即使後來身居要職政務繁忙，他也不忘乘工作間隙，親自過問莊園經營中的細枝末節，或是給不善經營的鄰居提供諮詢擬定計劃。他還利用休假，實地考察和對比研究德俄兩國莊園經濟的利弊得失。除家庭以外，斯托雷平最關心的，莫過於工作，他對工作投入了滿腔熱情和全部才智，政績赫赫，這也是他得以平步青雲的一個原因。
在斯托雷平以前，俄國實施的是古老的宗法村社制，隨着時代的變遷，這種制度的生命力已日趨枯竭，農民的不滿亦日甚一日。到了一九〇五年，終於釀成了著名的俄國1905年革命。時任薩拉托夫省長的斯托雷平，猶如一位消防隊員，哪裏有動亂，他就出現在那裏，以他的鎮靜，自信，威望和懇切的演說，使騷亂的人羣安靜下來。他的聲望主要就是在這場席捲整個俄國的大動亂中奠定起來的。現實鬥爭的日趨激烈，促使斯托雷平愈益強烈地認識到土地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土地問題已到了非厲行改革的地步，不如此，就無法維繫已岌岌可危的羅曼諾夫王朝。在斯托雷平心目中，進一步解放農民和拯救俄國根本就是一回事。此外，促使斯托雷平下決心對俄國實行大手術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俄國農民的處境、地位及其與貴族社會的那樣一種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奇特關係。這裏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至少有一部分舊時代的農奴，其中主要是家奴，並不恨他們的主人，相反，也許是“做慣了奴才”的緣故，他們對主人倒是有幾分依賴和依戀，你若要他坐下來，他反倒覺得不自在，感到無所適從。反過來，主人對奴才並不都窮兇極惡，而是視同家人。普希金與奶孃的故事早已盡人皆知，據說詩人故居陳列室至今有奶孃的塑像。斯托雷平周圍也頗有幾個這樣的農奴，雖然農奴解放早已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主人也早已表示願意給他們以自由，但他們卻不願意離開主人，寧願留在主人身邊伺候，急主人之所急，樂主人之所樂。當然，斯托雷平之所以熱心於農民土地問題，遠非私人感情所致，這裏面有着更加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當女兒問他，爲什麼他會得到一枚解放農民勳章時，斯托雷平回答說：“這是我最爲之驕傲的獎賞：我很幸福，有幸參加最後一個爲解放農民而設立的委員會的工作，以此爲我們歷史上最偉大最仁慈的事業之一做出我的貢獻。”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土地私有化，將土地交給農民。在前村社制下，農民缺乏從事農業生產的熱情，因爲他們不是在自有土地上生產，其勞動成果的半數以上要轉給他人。而農民只有當他確知勞動成果將屬於自己時，才能煥發生產熱情，才肯在土地上投資。在舊的土地制下，勞動成果的分配無助於獎勤罰懶，因爲無論懶惰還是勤勞肯幹的人，分配結果都一樣。彼此攀比，熱情抵消，其結果必然是使整體生產力水平下降，農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俄國需要農民富裕起來，因爲國家的福祉也端賴國民的富裕，“須知人民的富裕締造着國家的強盛”。
人民的整體富裕必然帶來道德水準的提高，“因爲哪裏有富足，那裏自然會有啓蒙教育，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人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才成爲一種可能。事情的順序絕不可能與此相反。在這個意義上，斯托雷平對以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爲代表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論者嗤之以鼻，以爲他們顛倒了事物本來順序，不啻爲“三歲小兒的臆語”，不足爲訓。斯托雷平是在羅曼諾夫王朝行將徹底崩潰之際出任首相的，他所致力的，無非是爲了挽救一個行將滅亡的制度，歷史的必然要求與傑出個人的堅強意志，形成了強烈的矛盾反差，正是這一點鑄成了斯托雷平個人的悲劇命運之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