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清朝的統治，共有260多年。其中，順治至乾隆年間就佔了一半，而且奠立了穩定的疆域，達到了強盛的狀態。在這一時期的版圖內，王朝的政治變化可謂波瀾壯闊。
順治在位期間
大亂慢慢邁向秩序穩固
1644年，明政權在北方崩潰，南方地區很快形成了對抗的局面。崇禎帝於當年農曆三月十九日死亡，但江南地區確知這一消息時，差不多已到四月底五月初了。由此，明室子孫被相繼擁立，在南京、紹興、福州、肇慶等地建立新的政權，統稱南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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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年幼的福臨從山海關進到北京，於農歷十月一日宣佈清王朝的確立。從這時開始，直到1661年(順治十八年)西南地區最後的南明政權永曆朝結束，清朝纔算基本實現疆域一統。次年，就是康熙元年。
整個順治朝最多算18年，有很多新的政治調整和措施推行，包括賦稅、徭役及科舉考試等方面，主旨多在休養生息。順治帝最後公佈的遺詔，也讓人很感懷，大多是講他做得還不夠好，生活上不能節儉，使用人才也沒到位。民國年間編寫《清史稿》的學者認爲，在那樣一個大亂時代慢慢向秩序穩固時期邁進的歷程中，順治帝在位期間其實做了很多好事，唯一可惜的就是在位時間太短。
也要指出的是，發生於順治初期南方地區抵抗異族入侵的若干歷史片斷，更是顯得十分悲壯。從揚州、南京、鎮江、江陰到蘇州等地，出現了很多令人感傷的抗清故事。
譬如，清兵即將攻至嘉定城的時候，在農村養病的鄉紳侯峒曾，被好友黃淳耀等人請至城中，領導當地的抗清活動，最後與他們一起殉難。侯峒曾的弟弟岐曾，奉兄長之命，護持老母親和家中大小避往鄉間，躲過了這一劫。但岐曾等人一直從事着地下抗清活動，且從1646年正月開始，決定寫日記，直至次年五月十日終止。他在日記中，除了用比較隱晦的方式，記述他與有志之士的抗清活動外，還記下了江南地區與之相關的消息，並不時抒發存活於世的苦痛之情。他覺得，每天都可以死，每天都會死，每天都應該死。最後，因負責傳遞消息的人被抓後叛變，侯岐曾與陳子龍、夏完淳、顧天奎等人全部遭到捕殺。
參與抗清活動而死難的人當中，有一個人出身松江望族，叫董祐申。松江董氏中最有名的，當然是明末的董其昌。在董其昌之後，經歷政權更替，董家也漸趨衰落。
到順治年間，家族復興的希望主要寄託在董含、董俞等人身上。順治三年，由於科考的恢復，他們開始參加考試，雖然才識很高，但起初並不順利。直到順治十八年，董含終於考中進士，位列二甲第二，時年36歲。由於是二甲，需要觀政實習。可就在實習期間，江南地區爆發了影響深遠的“奏銷案”，董含的功名與很多人一樣都被革去了。
這樣一個變化複雜的時代，真像孔尚任在《桃花扇》的感慨一樣：“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康熙六次南巡
對江南士人施以“懷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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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含被奏銷後，時間已經來到了康熙朝。據說，康熙在6歲的時候，就很討順治帝的喜歡。一次，他與二哥一道去請安。順治帝問他們有什麼願望，二哥說願爲賢王，玄燁則講願效法父皇。
康熙帝在位時，有殺鰲拜、禁朋黨、“更名田”、收臺灣、御沙俄、編字典等值得稱道的功業。同時，他大力推行民間思想教化，在明太祖朱元璋二十四字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勿作非爲”基礎上，形成了《聖諭廣訓》這樣的教育文本，並要求鄉間每月學習兩次，以期在思想上進一步穩固王朝的統治秩序。
不過，隨着三藩之亂的爆發，地方社會亂象遍生。於是，康熙帝下了一個聖諭，說治世之道在於正人心，並申說了許多與此相關的要求。對於這一點，董含倒是稱頌有加，認爲有了這道聖諭，社會應該會太平一點，秩序會變好。但同時，他在筆記中還是寫了不少地方社會與政治敗壞的景象，即所謂造孽者多、明斷者少的是非混淆狀況。
康熙帝有六次南巡。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三年，那時董含還在世。蘇州地方負責接待的官員是巡撫湯斌。湯斌的節儉是出了名的，有“豆腐湯”的稱號。他接待康熙的規格和排場，想來是不夠闊綽奢華的。相比較而言，排場較好的還是康熙二十八年的第二次南巡。
次年，已近60歲、沒有任何功名的畫家王翬，在友人和學生的推薦下，去北京主持《康熙南巡圖》繪畫工作。幾年後，這個浩大的繪畫工程完成了。但王翬放棄了授官，返回江南。京城的達官貴人寫了不少詩篇爲他送行，康熙帝還題贈“山水清暉”四字以示恩賞。後來，王翬就自稱清暉主人，住的地方取名清暉閣，編的文集稱《清暉堂集》，其私心還是以此爲榮的。
在松江，董其昌家族已經出現長程衰落之態。到康熙四十四年，董家希望借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之機，獲得家族再度榮耀的契機。他們知道康熙帝甚愛祖上的書畫，就由董其昌嫡孫、時爲國子監生的董建中向南巡至松江的康熙帝進獻了董其昌的畫，果然得到傳諭：“你進呈的俱收了，你的畫上諭很好，你祖董其昌的書法，皇上自幼臨寫的，對你子孫說知。”
顯然，康熙南巡除了視察水利、地方百姓生活外，還有對清初開國以來飽受打壓的江南士人“懷柔”的一面。清廷希望以此更多獲取江南士人的支持，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領域，還是文化領域。
雍正勤政13年
“嬉笑怒罵”中整頓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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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人到中年纔有機會做皇帝的，因而工作異常勤奮。從性情上講，他是清代歷史上一位極有趣的帝王。他會應對社會上因皇位繼承而對他產生的普遍懷疑，專門撰寫《大義覺迷錄》進行辯白。他讓心腹大臣四處尋訪有異術、通達性命修養的人，說“有用處”。他還自編《醒世歌》：“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這意味像極了《紅樓夢》中的“好了歌”。
此外，就今天留下的宮中檔案來看，他將康熙時代就已常用的密摺方式，推到了極致，留下了文字內容十分豐富的批語和官員履歷評語。他罵人的時候，在硃批中會寫“可謂良心喪盡，無恥之小人也”。批覆高官奏疏時，這樣說：“朕躬甚安，不必爲朕過慮。你好麼?好生愛惜着，多爲朕效力幾年力。”他喜愛年羹堯時就這樣寫：“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甚至說，年羹堯是“朕永遠料理事之大臣也”。但翻臉時變化也極快，“爾亦系讀書之人，歷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不法如爾之甚者乎。”他寬慰官員時會說：“你若信得過自己，放心又放心，就是金剛不能撼動朕絲毫，妖怪不能惑朕一點。”不過，有時也鬧點小情緒：“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
總的來說，雍正帝考覈各級官吏比較注意長相、官話的標準度以及能否被他看透。不過，可能過於勤政以及身體上的一些問題，雍正帝在位只有13年。雍正帝的十個兒子中，長到成年的有四個，即弘時、弘曆、弘晝、弘瞻。繼承皇位的是弘曆。也就是後來自號“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
乾隆文武治世
思想禁錮與科舉誘惑並行
從康熙至乾隆，一般認爲是清朝的繁華盛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其實文人的生活還存在許多恐慌的情態，文字獄就是一個顯例。清代像呂留良案、莊鋌龍刊刻明史案這樣的文字大獄，據統計共有88起。其中，順治朝2起，康熙朝2起，雍正4起，其他統統發生於乾隆朝。其他小的文字之獄，更是多如牛毛。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
一是“字貫案”。這個案子算不上文字大獄，講的是江西人王錫侯，因縮編《康熙字典》成《字貫》一書遭到告發。最後查出不但擅改御編，而且將皇帝的廟諱直行排下，犯下叛逆之罪，被抄家、殺頭，全家大小二十一人均連坐，或處死，或充軍。有一份抄家清單留了下來：“住房十間半，連磚瓦基地等項，共估值銀三十六兩六錢。門首空地一段，估值銀三兩六錢。魚塘一口，估值銀一兩二錢。屋後菜地一塊，估值銀十二兩五錢。竹木牀、凳、盤、桶、箱、櫃、錫鐵瓷瓦、零星物件等項，共估值銀六兩九錢六分一釐。谷一石五斗，估值銀七錢。小豬一口，估值銀三錢二分。雞五隻，估值銀一錢五分。”所有家當加起來，還不過六十兩，十分可憐!
二是“投書案”。山西臨汾一個迂腐而有些腦子發瘋的秀才馮起炎，同時看上張三姨媽和杜五姨媽兩家的女兒，但根本無力婚聘。得知乾隆帝將到泰陵拜謁，竟帶着能顯示其才學的《易》《詩》二經註解文稿，攔駕投呈，希望君王助其得償所願。不料，被官役拿獲，被從重定罪，流放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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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文人招惹的文字之禍，正如魯迅所講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命運大概很悲慘，不是凌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
當然，清王朝對於知識分子總體上持籠絡之態。畢竟，龐大的國家需要從科考之途上攀升成功的精英分子，充實到各級行政機構中。而科舉考試的成功，給當時讀書人的誘惑確實極大。不少人癡信，唯有通過科舉的成功，才能達到人生的終極目標。
科舉興盛下的儒林人生，就如乾隆年間吳敬梓完成的《儒林外史》所描寫那樣，是複雜多樣的。一般而言，讀書人只要考取生員(秀才)的資格，家中就可以免掉一定比例的丁糧稅，且政府提供廩膳銀(生活費)。各地還設有專門的學院、學道、學官負責他們的科考應試工作，衙門官吏也要對他們以禮相待。乾隆皇帝甚至規定，只要擁有生員、貢士、舉人的功名，還可以免掉雜色差徭。但如果一生與科考成功無望，就很有可能跟蒲松齡一樣發出悲嘆：“世界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是下流。”
總之，清朝剛剛建立的順治皇帝期間，亟需撫平戰爭創傷、推展休養生息政策。康熙朝延續這一政治主線，同時注重文化上的調控和籠絡。到雍正時代，王朝情形基本穩定，基層社會吏治的整頓開始被提到更重要的層面，不僅給各級官吏提供養廉銀，而且頒佈《州縣事宜》，加強地方行政工作。此後的乾隆朝，在長輩們的精心經營後，總體上處於文武治世的狀態，天朝自大心理漸漸滋生和膨脹，已有停滯之態。這種盛世之末的感覺，之後逐漸成爲現實，令後人不禁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