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爲什麼“康乾盛世”被叫“番薯盛世”?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康乾盛世的一百多年間，達到了清朝統治的巔峯期。康熙南征北戰，打下清朝疆土;雍正斂財，通過一手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火耗歸公等“神級操作”完成了清朝“脫貧”，充實了國庫;乾隆時期，開心最重要，在祖上留下來的基業上撒歡兒地歡樂生活。康乾盛世期間的百姓幸福嗎?未必幸福。因爲“康乾盛世”還有一個稱呼廣爲流行——“番薯盛世”。
康乾盛世忽略了最重要的“雍”
康乾盛世最大的亮點在於人口，歷史上人口繼明朝以後再次破億，繼而又破三億，用我們中國的老話兒講，這叫“人丁興旺”。
隨着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二年的一聲高呼，“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一項對於老百姓有巨大吸引力的改革措施誕生了，這項措施規定了以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數爲準，以後再有成丁年齡的人，也不用承擔丁役了，康熙用這樣的方式，使各地徵收的丁稅額給固定了下來。
康熙爲什麼做?這項措施的執行並不是單純的體恤百姓。因爲清朝繼承了明朝的地稅、丁銀分徵制度，但是清朝卻沒做好人丁數目的監控，最終導致了人口激增，但是清朝政府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因爲各地區自己的地方財政，對朝廷都採取了一定程度的虛報、瞞報。如此一來，添丁的家庭賦稅壓力過大，逐漸產生了大批的流民，對當時的清朝社會穩定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清朝政府一時間也無法掌握各地人丁的確切數量，思來想去，索性來一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把丁稅額度給固定下來，讓各個地方隱瞞人丁數也無法繼續損公肥私、壓榨百姓了。所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對百姓雖然有利，卻是一個被逼出臺的無奈之舉。康熙也極爲高明，趁此機會來了一次自誇，自稱“盛世”，這也是大清朝喜歡自稱“盛世”的一個重要開端。
既然隱瞞丁數無法爲自己謀私利了，清朝各個地方開始向朝廷上報真實人丁數，清朝在這種情況下就開始了“人口增長”。
雍正登基之後，康熙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效果逐漸減弱，雍正皇帝想出來了一個後續的稅制改革，改成了“攤丁入畝”。康熙把最早的“人頭稅”給固定下來，避免地方亂收朝廷無法掌控。到了雍正時期，直接執行“攤丁入畝”，把“固定人頭稅”直接給廢除了，按照田畝的多少來均攤收稅，丁多地多稅就多，丁少地少稅也少，以往出現的“丁多地少稅高”的情況再也不會出現了。也正從“攤丁入畝”開始執行，清朝的人口數量纔開始真正的爆發式增長。
“康乾盛世”的稱呼，忽略了最重要的“雍”，恐有欺世盜名之嫌，還是“康雍乾盛世”的說法更貼切一些。
番薯盛世
對於“康雍乾盛世”的爭議一直不斷，“番薯盛世”的說法呼聲最高，很多人認爲，清朝的人口爆發不是因爲什麼清政府高明，而是趕上了好時候，引進的番薯在清朝大爆發，使清朝百姓有足夠的食物，這才繁衍生息興旺。
番薯引進時間，最主流的說法是在萬曆二十一年。當時有一位名爲陳振龍的人，在呂宋做生意，這個呂宋指的是今天的菲律賓，陳振龍在菲律賓發現了一種神奇的作物，當地人叫它甘薯。這種甘薯好吃，好栽種，其他作物無法生長的貧瘠土地，這種甘薯都可以生長，產量還很高。陳振龍看見這種甘薯之後，一心思念家鄉百姓，於是他想將這種甘薯引進自己的家鄉福建，讓家鄉人都能吃上飽飯。
陳振龍有這個想法之後，也發現了難題，原來菲律賓當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這種甘薯的神奇之處早就被西班牙人看在眼裏，是一種命令禁止外帶的作物。好在陳振龍激靈，想出了用甘薯藤編繩的方法，將甘薯藤順利引進到了家鄉福建。
“禁不令出境”
直到清朝時期，在陳振龍後人的不懈努力之下，甘薯的播種傳遍了大江南北，因爲是外域傳來，所以在中國甘薯被稱爲番薯。最終在清朝“湖廣填四川”的時候，傳入了四川，至此，清朝的番薯種植幾乎遍佈了西南。
番薯產量高，易於生長，喜熱畏寒，種植環境相較於稻米、麥子、玉米而言，生存空間更廣泛，而且生吃、熟食皆可，爲百姓的溫飽着實解決了大問題。
生熟皆可食，產量又高，廣種耐瘠
其實，除了番薯之外，還有玉米和馬鈴薯，都是來自南美洲的糧食作物。雖然清朝的人口增長離不開番薯，但是這種直接無視荒地開墾、耕地面積擴大，水稻和小麥等作物產量增加等積極信息，稱“康乾盛世”爲“番薯盛世”就太過於偏激了。
何爲“盛世”
如果“盛世”的衡量標準是歷史人口數量，那麼清朝無疑是一個“盛世”，而且不應該叫“康雍乾盛世”，而應該叫“咸豐盛世”，畢竟在1851年，清朝的人口達到了4.36億的巔峯。
正如上文所說，清朝的“盛世”最初是由康熙自己提出來，而後由乾隆給發揚光大了，也就是說，清朝的“盛世”是清朝統治者自己給自己下得定義，或許這也是“康乾盛世”一直飽受詬病的原因之一吧。
盛世乃是繁榮興盛的社會現象，它至少要包含經濟繁榮、貿易繁榮、文化繁榮，以及影響力大、軍事強大，或許人口數量的增長並不在見證盛世之列，如此一來，則大清朝的驕傲頓失，所以我們權且將人口數量也算是“盛世”包含的一個條件罷。
從人口數量來看，清朝統計的數量一直到1741年，也就是清乾隆六年之前，統治的數量都是人丁數，人丁指的不是人口，而是16-60歲的子數量。到了1741年之後，纔算是真正的人口數量，這樣計算方式的轉變，人口數量暴增也就並不稀奇了。
從經濟來看，清朝在1800年左右，人口達到了一個3.8億的高峯，GDP高達2286億，更直觀的說，當時清朝的GDP已經佔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了，這樣的數據確實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的高光時刻，但是當你單獨看人均GDP的時候，你會發現清朝人均GDP依然是600，這樣的數字和一百年前幾乎沒什麼變化，而此時世界人均GDP已經增長到了660以上。大清朝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是卻並非是一個經濟強國。
從文化來看，清朝應該是一位文化繁榮的王朝，因爲僅僅乾隆皇帝一人就曾作詩40000餘首。乾隆雖然喜歡作詩，但是卻不喜歡別人作詩。在清朝大興文字獄，將文人打壓到歷史最低點，清朝的文人是，不敢著書立傳，畢竟活着才更重要。
從對外來看，清朝對自己的王朝有着迷之自信，對於來自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愛答不理。乾隆看到英國人的禮物絲毫不感興趣，並且頑固的認爲“你們有的我們有，我們有的有”，進而採取繼續封閉。福康安身居高位，卻一點遠見也沒有，比乾隆還要驕傲。當馬嘎爾尼使團邀請他參觀他們的軍隊時，福康安竟然拒絕了，錯過了他這輩子都沒見到的“連發手槍”，守着“火繩”沾沾自喜。
在大清朝的眼中，自己身爲天朝聖國，與外界通商只不過是一種懷柔手段，並無實際作用，因爲天朝應有盡有，與外界通商，只會讓其他人收益而已。
“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準通洋船者，特繫懷柔遠人之道”——《清高宗實錄》
從軍事力量來看，鴉片戰爭的慘敗足以說明一切了。這是大清朝閉關鎖國帶來的後續危害，形成爲了一個以點破面的開端。
所謂的“康乾盛世”，不是“番薯盛世”，壓根兒就不算什麼盛世。它雖然爲經濟大國，但是百姓貧困;文化被打壓到歷史低谷，文人爲了保命敢怒不敢言;國力落後，統治者目光短淺，錯過一次與近代工業文明接觸絕佳機會，給後世留下無盡遺憾。
試想，如果清朝能夠不那麼驕傲，虛心接待馬嘎爾尼使團，將東西方文化融合，那將會是怎樣得空前盛世，只可惜大清朝葬送了成爲真正盛世的機會，同時也毀了西方人認爲中國是“禮儀之邦”的認識，在馬戛爾尼的來訪中，暴露了大清朝“盛世”之下隱藏的荒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