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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而不實的宰相之學:重在用人無需自爲專家

來源:歷史趣聞網    閱讀: 3.12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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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說及,明清科舉考試越來越傾向於培養和選拔通儒。到晚清探索改科考的初期,也還延續着類似的思路。桐城文名家吳汝綸注意到,張之洞等所議改科舉,“欲取通材,亦如學堂議章合治學、治事爲一條之意”。而他們的奏摺也承認,“名臣之學識、閱歷,率皆自通籍任事以後,始能大進”。換言之,治事與閱歷直接相關,是很難在學習的過程中培訓的。“則當考試之初,亦不過求全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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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科舉考試並非求“全才”,從既存讀書方式看,也不太可能求全才。其真正尋求的,不啻馭才之才,即可以統整、借用衆才之才。另一位桐城文名家馬其昶曾對宣統皇帝說,“帝王之學與臣下異:精於兵、農、測算、文學、政法者,爲人臣者也;帝王者,用人者也。天下之挾其兵、農、測算、文學、政法以求用者,君子出其中,小人亦出其中”,人君的責任,在於能使君子進而小人退。

這是有長久淵源的思想。《呂氏春秋》以爲:“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司馬遷說,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故“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道家向爲帝王說法,人君先要自身能虛,然後可因;無成心,去我執,方能究各人之情。循其常情,順而用之,於是“使各自明”而“羣臣並至”,自然成爲萬物主。

不僅帝王之學如此,宰相之學亦然。好的宰相,主要不靠其自己勤奮,而在能調配百官做事。主管一方的牧令,大致也同宰相一樣,重在能用人治事,而無需自爲專家。尤其牧令又稱“父母官”,在其所轄範圍裏也是政教兼掌,與君主“作之君、作之師”的取向最爲相近。大體上,三者都更多是“因”而不“爲”,或多“因”而少“爲”。其間當然也有不同,一是“因”的程度不同,越到下面,則“爲”的程度越高;二是皇帝最好“垂拱而治”,牧令也可以“臥治”,而宰相不必是專家,卻難得清閒,必須日常性地“主持工作”(若政治上了軌道,也可以較輕鬆;如曹參任丞相,一切延續前任蕭何做法,史稱“蕭規曹隨”)。

虛而不實的宰相之學:重在用人無需自爲專家 第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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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的古訓,就是提倡一種虛而不實、因而不爲的傾向。但這首先是建築在分工之上,主管者下面還有相當數量“實”而“爲”的專門人才;其次這也不是消極的,理想的無爲,是調動爲者的積極性,以達到無不爲的目的。

通過科舉的選拔,古人提倡的大致即是一種宰相之學。“讀書”主要不是技術、技能性的學習,而是如傅斯年所說“以造成人品爲目的”。考試亦同。考生自己成了“君子”,就可以使具有各類才能的人“並至”而“自明”,無需事事親力親爲(當然做官後也需要在閱歷中增強自己治事的能力)。

這樣一種“君子不器”的取向,外國人就不易理解。1901年吳汝綸訪問日本時,一日“山根少將來談,問吾兒欲專門何學,告以將學政治法律。山根笑曰:貴國人喜學宰相之學,滿國皆李傅相(李鴻章)也”!吳氏感覺“其言切,多諷,記以示兒”。

梁啓超也有類似經驗,他“在日本時,遇後藤君,叩以臺灣教育。後藤君謂臺灣教育無法辦理。該處人入學校,即志在做官,不做官,即不入學校”。梁氏聞此言,“心中頗有感觸:豈獨臺灣,中國全國亦何嘗不然?”

虛而不實的宰相之學:重在用人無需自爲專家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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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山根是否意存諷刺,他和後藤一樣,確實看到了中國人才培訓的傳統趨向。清道光十五年,針對地方官決訟斷獄的職責需要,御史易鏡清奏請在科舉考試中加試律例,“俾士子講習有素,起而行之,胸有把握,自不爲人所欺”。但禮部卻以爲,科舉選拔的是綜合人才,“若於進身之始,先責以名法之學”,必導致讀書人“荒其本業,旁及專家”。可見在當時的認知中,學道作人才是讀書人的“本業”,而“專家”則是留給其他技術型人才的角色。

附帶說,清末留日學生學法政者衆,過去很多研究者視之爲政治專業化的新傾向,山根卻看出了其與舊模式銜接的一面。這些學法政者常常是看着像“專家”,而其所學實亦近於所謂的“宰相之學”,最能體現“過渡時代”的樣態。這樣看來,近代的“法政”雖得“宰相之學”的遺傳,卻也終由通達之學向專門之學轉化,逐漸形成一種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模式。至於這樣培養選拔出的人才是否更好,恐怕真要“專家”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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