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對於現代人來說，中國古代婦女纏足至今都是一個 "歷史之謎 "，人們仍難理解爲何要纏足。那麼纏足，何時產生？又爲何流傳千年？
纏足自上至下流行
司馬遷的《史記》稱："臨淄女子，彈弦，呫纏"。其中呫纏可能指纏足，或許僅限於少數風月場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詩中有一句"小頭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寫的是纏足女性。杜牧詩中"細尺裁量約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則刻畫婦女用布帶纏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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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五代以前，纏足並不流行。湖南馬王堆古墓出土的漢代婦女是天足，五代時，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纏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廣"功不可沒。《道山新聞》記載說:"後主宮嬪窒息娘，纖細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迴旋有凌雲之態。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過纏足，姑娘的體態似乎更加輕盈，如弱柳扶風，備受皇帝讚賞與寵幸。爲了爭寵，后妃們競相模仿，纏足便在皇宮內流行起來。
皇宮內流行的纏足，被貴族士大夫階層的家眷所模仿，進而蔓延到普通階層。從文字記載和地下發掘物來看，在北宋已有相當一部分婦女纏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輟耕錄》雲："元豐（宋神宗年號）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爲恥。
另外，從福州黃升墓中出土了6雙女鞋，其中一雙穿在死者的腳上，5雙爲隨葬品。平均長度爲13.3至14釐米，寬度爲4.4至5釐米，死者腳上還裹着210釐米的裹腳布。這已經是較爲標準的纏足，與明清兩代的纏足已十分接近了。
纏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歡迎，連蘇軾、辛棄疾這樣的大文豪都有歌詠和欣賞纏足的篇章。蘇軾的《菩薩蠻？詠足詞》便是專門爲詠纏足而作："塗香莫惜連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需從掌上看。
許許多多男人對纏足入了迷，沉醉其間不能自拔。元末着名詩人楊維楨用纖足妓女的鞋子"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清代詩人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說:"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鬟，先俯察裙下。
纏足惡俗，攸關國體
現代女子均爲天足，纏足現象已然絕跡。流傳千餘年的習俗，如何消亡的？清朝末年，體制僵化，政治腐敗，在與海外殖民者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割地賠款，民不聊生，起義不斷，可謂內憂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會精英從夜郎自大到虛心尋找與國外差距。
在尋找差距的過程中，一些官吏，爲了逃避戰敗的責任和處罰，將與外敵戰敗的原因歸爲纏足，認爲小腳是中國"野蠻"和"落後"的主要象徵之一，是"國恥"。1896年，康有爲在奏摺中說："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
據考證，纏足由美轉醜，傳教士是始作俑者。他們通過興辦教會學校和成立"不纏足會"來推廣不纏足之舉。傳教士將纏足行爲歸入一個非科學的、不文明的範疇，促使那些自認爲"現代"而"文明"的人們劃清與纏足的界限。
傳教士把纏足看作是應在醫療領域中予以觀察的行爲，試圖直接建立起纏足與"疾病"表現症候之間的關聯性，從而確立起了一種評價纏足的"衛生話語"。當時的醫生陳微塵說：纏足女性由於缺乏運動，"氣先不足已成定論，加以足帛之層層壓迫，使血管受擠，血行至足，紆徐無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應環行全身一週，若在足部發生障礙，則其周流必生遲滯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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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像《萬國公報》這樣的教會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批評纏足是導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禍首，有的認爲纏足應爲中國瘋癲和災荒的頻繁發生負責。這種輿論迅速在知識界傳播開來，成爲主流聲音。一種典型的演化是將纏足與弱種退化相聯繫。張之洞譏纏足使"母氣不足"，袁世凱則說纏足"其於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係者"。
進入晚清後期，纏足與國弱民窮的關聯性就不是"隱相關係"，而是直接的因果關係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纏足，就會把一國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另一種演化是將纏足作爲束縛婦女的一種手段，於是呼籲放足以解放婦女。如果說放足之後男女就人格平等，實際上等於拿腳的形狀來衡量婦女的人格，仍帶有貶低婦女的傾向。
假如"女爲悅己者容"的社會體現了男尊女卑，從小腳美改爲健康美，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不平等"特性。還有一種是，在前兩種演化的基礎上，將纏足上升到"國體"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孫中山稱：纏足"惡習流傳，歷千百歲，害家兇國，莫此爲甚"。
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國人在張家口一帶鄉村拍攝婦女纏足照片，當地駐軍經北平軍分會向上呈報至最高層，認爲"纏足惡俗，系我國曾經通令嚴禁在案……該外人未經我政府批准，割取前清時代所遺留之片斷惡俗，遽爾作惡意宣傳，更屬不當。且攸關國體"，故應予嚴禁。
後由蔣介石親自下令："未經當地政府允許，一概不準外人拍照。並呈准國府，交由文官處通令全國各省市政府一體查辦。
放足以掃除積弊
1898年8月13日，光緒帝頒發詔書："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誘士庶，光緒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歲者，無得裹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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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足女子所穿鞋履
1902年清廷頒佈了勸戒纏足上諭:"漢人婦女，率多纏足，由來已久，有傷造物之和。嗣後晉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清廷的上諭不僅減少了社會上的阻力，在某種程度上也轉變了部分地方大員的趨向，使之成爲不纏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纏足運動的參與者。
官方的重視和推行，戒纏足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當時影響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纏足之害》、《戒纏足詩十首》、《放足歌》等專稿。還出現了專門反對纏足的婦女刊物：《天足女報》、《天足會報》、《天足會年報》等。
到1904年，"中國十八省總督皆有戒纏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閩與陝甘而已"。辛亥革命之後，把廢除纏足列爲將來"掃除積弊"的重要工作。1928年5月，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內政部頒發禁止男子蓄髮辮和婦女纏足的禁令，規定：
"未滿十五歲之幼女，已纏足者應立即解放，未纏者禁止再纏，勸導期滿而仍未解放者，罰其家長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罰金，並再限令一個月內解放；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之婦女纏足者，應在解放期內一律解放，期滿而未解放者，罰其家長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罰金，仍限令兩個月內解放；期滿而仍未解放者，加倍處罰，並由女檢查員強制解放之。
到1944年5月，內政部再次頒佈《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其中禁止婦女纏足仍是主要條款。
這場由官方主導的持久的禁纏足運動，經過種種意識形態的強化，人們對於小腳的偏好得以改變。纏足，在人們的認知中逐漸由美好變成邪惡，從而纏足習俗日益走向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