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德國人，除了敵人帶來的威脅壓力，其最大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德國的新一代。不得不承認的是，德國是一個執着和勇敢的民族，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善後工作，從未停止，犯下的罪行，敢於承擔，從未篡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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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戰敗將國內最後一點民粹主義擊打得粉碎，理性思潮佔了上鋒。對於二戰善後的工作，德國儘管效率不高，卻從未停止。更爲人稱道的是，即便是在冷戰那樣一個對德國相對寬鬆的國際環境下，他們也沒有篡改歷史。他們會巧妙規避，但絕不抵賴。
1963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維辛審判就是這樣一個執着與勇敢的產物。據說德國人爲了這次審判準備了將近10年，法庭參閱了4000多種文獻資料，動員了19個國家的359個證人到庭提供證詞。又一說起訴書長達17000頁，審判材料彙編成88卷。以上數字儘管在各大資料上略有出入，但審判規模空前已可見一斑。
整個審判前前後後持續了將近兩年，媒體全程追蹤。當時很少有人能意識到，這些歷史是強加給新一代的羞辱。更有人將這次審判和1968年的學生運動聯繫到一起。因爲正是審判時揭露的真相成爲下一代清算上一代的動因。儘管隨着事態的發展，這次學生運動慢慢變成一場激進的喪失理性的“弒父”舉動，但學生運動對於徹底清算納粹確實產生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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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蘭特1970年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的一跪，與其說是做給外國人看，不如說是對國內一波 波社會運動做出的表態。從此，德國拋棄了迴避歷史的態度，轉而走向對納粹的徹底清算。值得一提的是，勃蘭特本就曾經是一位反法西斯戰士。他的舉動並不背叛他的信仰，卻能幫助德國去掉身上的紅字。正如許多當時的媒體所評價的那樣：勃蘭特跪下了，而德國站起來了。
社會變故激發了德國高知的思考，蒂賓根大學社會學教授達倫道夫在1965年1月公開提出對納粹戰犯延長追訴期。這使得聯邦政府想在追訴期上做文章的可能性化爲烏有，連最後一點躲閃責任的可能性也不再具備。在輿論的壓力下，聯邦政府最終取消對二戰戰犯的追訴時效，除了壓力，聯邦政府也考慮到了對民族自信心的影響。正如當時的一位議員所言，“談到民族榮譽這一概念我要說，這個德意志民族不是一個謀殺犯的民族……”這次爭論之後，對納粹罪犯的追訴時效期被延長至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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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如今，現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再重申，德國納粹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對種族的大屠殺，他們一直承擔着一份永久的責任。時至今日，爲納粹罪行贖罪，顯然已成爲了德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立國之本。不得不像德國民族豎起大拇指，你們是好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