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說的是宋宣公廢除太子與夷，而立自己的弟弟子和，也就是後來的宋穆公。後世對讓賢的評價往往很高，可是在宋宣公的讓位事件中，史書卻貶斥爲宋國內亂之始，宋宣公的這個黑鍋背得也是太大。
殷商以來，王室爵位多爲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而且代代傳承，可謂是殷商王族自覺意識上的墨守成規。因此《史記》載：”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宋宣公的理由冠冕堂皇。這種制度體系在殷商時代是名正言順，更容易發展爲“舉賢避親”。但在周王國時期，在嚴格的嫡長子繼承製已經推行數代而後，宋國違背這種體系，就顯得頗爲異常。那麼，這種理念是來自哪裏呢?
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時期，有個三代老臣，名爲正考父。這位老臣是宋國王族成員中的重要人物，在宋國朝政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衆所周知，宋國是殷商後裔，自周王國建立以來，就保存着自成湯建立殷商以來的列祖列宗的頌詞，以用於宗廟祭祀和歌舞，其中就有著名的《桑林之舞》。
《毛詩》載：”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這裏的禮樂廢壞說的其實很有可能是宋國的思想潮流發生轉變，尤其是王室成員已經忘記了殷商以來的家族傳承，導致宋國貴族的優越感漸漸喪失。宋國戴、武、宣三公在宋國君主史上，評價都還算比較中肯，不屬於昏庸和迂腐之主。
周王國的文書典章管理相當森嚴，普通人是沒有權力整理編撰的。《國語》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正考父爲什麼要到周王宮的太師那裏去整理殷商典章，這說明宋國王室所保存的殷商典章極有可能在三代之間已經支離破碎。宋國君主發現禮崩樂壞，歸咎其根源，就是在於這些家族傳承的東西遺失，也纔會安排正考父前往周王宮，以整理殷商典章。
作爲勝利者的周王室，對於宋國文化應該是不屑的。但是到宋國三代之時，不僅宋國呈現禮崩樂壞的趨勢，周王國也已經丟掉了曾經興盛的岐山疆域，而搬遷到了東邊的河洛地區，天下諸侯四分五裂，周天子顏面盡失。周王室的禮樂文化和管理制度，也便受到嚴峻挑戰，對於宋國這種復興傳統文化的做法，周天子顯然是支持的，這也就是正考父編撰殷商典章，得到王室貴族們的支持，並還能載錄史書的根源。此時的殷商文化多半也已經進入周禮系統，宋國文化的話語權取得重大勝利。
這種文化的中興，必然刺激着宋國君臣的熱血，宋國全國也必對全面復興和貫徹落實殷商王室的文化而堅持不懈，到宣公時期，正考父已經歷三代君主，年歲漸老，而其所主導的“殷商典章全書”，多半已經完全成型，併成爲宋國王室的必學科目，宋戴公如此教育宋武公，宋武公如此教育宋宣公，他們就是在這種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對周王國的嫡長子繼承製和殷商的“舉賢避親”制度的選擇中，宋宣公完全認定的是“舉賢避親”的優越性，也纔會出現讓位子和的事件。子和亦爲宋武公的兒子，是宋宣公的親兄弟，顯然其所受到的教育，也是“舉賢避親”，所以後來宋穆公子和臨死之際，還是做出了讓位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