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實行所謂責任內閣制，成立由十三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爲總理大臣。十三人中，滿人九人，而其中滿人皇族又佔七人。這是一個以滿人皇族爲中心組成的內閣，人們稱之爲“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在當時，皇族內閣令全國輿論大譁。
宣統二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資政院會議上提出要求頒佈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明年就召開國會，並認爲軍機大臣責任不明，要求設立責任內閣。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憲派國會請願運動的壓力下，頒佈《新訂內閣官制》，實行所謂“責任內閣制”。下令裁撤舊設內閣及軍機處，成立由十三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爲總理大臣，那桐等爲協理大臣，下設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海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十部，以善耆、載澤、蔭昌、載洵、紹昌、溥倫、壽耆諸人分任各部大臣。十三個席位中，滿人佔據九席，而滿人皇族又佔據其中七席。這是一個以滿人皇族爲中心組成的內閣，人們稱之爲“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只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抵制進步與平等。
從進步意義上講，清廷裁撤舊內閣和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在新發布的內閣官制章程中，對新內閣的組織結構和職權作了明確規定：內閣由國務大臣組成，國務大臣包括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應該說，這種構架在推進中國專制政治結構的轉型還是具有一定作用。
但是，載灃任用滿族的禍端也在這次內閣名單上徹底暴露。當時的內閣名單如下：總理大臣奕劻(滿族皇室)，協理大臣那桐(滿)，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滿族皇室)，度支大臣載澤(滿族皇室)，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滿族皇室)，司法大臣紹昌(滿族皇室)，農工商大臣溥倫(滿族皇室)，理藩大臣壽耆(滿族皇室)，僅有協理大臣，外務大臣，學務大臣，郵傳大臣等職由其他人擔任。
內閣總共13人，滿族即佔到9人，其中皇族7人，舉國都爲之譁然。雖然這些皇族閣員大都是響噹噹的政治改革派，並非全是頑固保守、庸碌無能之輩，比如，總理大臣奕劻雖是個貪官，卻是公認的改革者，公開主張三權分立;載澤、溥倫、善耆、紹昌是最熱心的憲政實踐者，也是滿族權貴當中最有學識的成員，政治傾向相當開明，但是，與畸形的內閣人事搭配相比，閣員們身上的優點已變得無足輕重、毫無意義。
人們普遍認爲，滿清仍將國家權力視爲一家一姓之私產，他們不僅不信任其他民族，甚至也不信任無血緣關係的滿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親貴。他們死也不會放權，其公然蔑視皇室不入閣這一源於英-國憲制的慣例，等於坐實了革命派對它的嚴厲指控：滿清王朝分明就是騎在全國人民頭上的“韃虜”，是一個徹底的的異族壓迫政權，只有去除此壓迫，中國纔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