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追問歷史》作者劉興雨的這一論斷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小編確信：“得民性者必定得天下。”民心未必可靠，因爲它是屬於意識形態和心理層面上的東西，野心家可以通過權力操縱或信息誤導來加以控制。但民心卻不然，它是人民大衆存在的自然欲求，是人類學的絕對前提。凡是正常的人，其天性對人權、人道、人情都有着完善的要求，無論野心家如何狡詐地玩弄權術，若不能在這幾方面順應民衆要求的話，則終將被人民拋棄，趕出歷史舞臺。三國中的劉備，就是因爲他能較好地順應民性，所以竟能從一無所有開始，最後獲得三分天下。
史家們往往過於強調劉備的帝系家世背景，說是人民囿於“正統情結”，才盲目地嚮往、擁護這位皇叔來澄清宇內，重歸劉氏一統，這才使劉備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號召力。而就其本人的素質而言，實在乏善可陳，根本夠不上英雄的檔次。小編以爲這樣的論點，未免過於貶低歷史的選擇了!其實劉備的帝系家世背景，雖說不是一筆亂麻似的糊塗賬，但確也屬渺茫得難覓蹤跡。有據可查的只知他的祖父劉雄和父親劉弘二代曾做過地方上的小官。祖輩以上，不僅劉備本人語焉不詳，交代不清楚，就是史家都很難釐清。
說是中山靖王之後，那得上溯遠至三百年前的西漢景帝時代，他的第八個兒子劉勝曾被封爲中山靖王。劉勝有個小兒子劉貞因對朝廷進貢不誠，被武帝削去了爵位降爲平民。以後這一支系就此淪落，後世再也沒有子孫立起來過。在炎涼的世態中，像這種遙遠、陳舊且已發了黴的招牌，早已失卻了廣告效應。從劉備個人身世來說，他自父親早早亡故後，與母親只能從事販履織蓆這種最下等的勞動來維持生計，這可看出他幾乎已淪爲流民了。無產者是拿不出完整家譜來的，且早已被削爲平民的家世，也黴變得失卻了光澤，幫不上劉備什麼忙。所以他雖曾從師於同郡的盧植先生，而盧植可是當時一位卓有聲望的大儒，但他卻無法保舉劉備爲孝廉，可見當時劉備的身份實在太卑下。
後因打黃巾有功，被提拔任安喜尉——那只是一個小地方維持安保一類的小官。當時州郡派“督郵”到各地去考覈，要裁汰一些名不符實、乘黃巾動亂年代冒功混進政府部門的一些官員。劉備的遊民身份，註定了必在督郵大人的“噴嚏”之中。劉備幾次程序性地上訪述職，督郵大人連接見一次的機會都不屑賜予。惹得劉備火起，鬧出了一場鞭打督郵掛印而去的壯劇。從這一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早期劉備在闖蕩江湖時，社會上根本沒有人將他的中山靖王之後的家世背景當作一回事，否則勢利成性的督郵大人是不敢如此目中無皇族的。
從一個織蓆販履、毫無憑藉的無產者，能在一個封閉的、講究門閥的社會裏，開闢出一條生路來，且能達到天下無人不知劉玄德，這可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劉備一無所有?是的，三國羣雄崛起所具備的條件，劉備概不擁有。但是歷史決不會選擇一無所有的人，那是因爲劉備擁有了三國羣雄所絕無僅有的資源:以人爲本，順應民性的理念。
除了武器和地盤，爭雄的諸侯也無不把“人”作爲他們用以逐鹿天下的重要資源。但他們之所以重視“人”這個因素，純粹是工具性的，是把“人”作爲兵力和賦稅來源這一點上來估量的，而根本沒有順應民性這樣的理念。所以往往爲了達到政治一軍事上的目的，不惜使用最殘忍的手段，進行大規模地屠殺，來取得威懾的效果，以摧毀敵方的抵抗意志，其野蠻和酷烈的程度，簡直達到了非人的程度。比如曹操，他親手訂立一條軍規:圍而後降者殺無赦。因此魏軍屢屢以屠城的恐怖手段來建立他們的威權。
我們知道，曹操爲報父仇東征徐州時，竟在泗水邊一次性就坑殺了數萬名無辜百姓，連泗水都爲之阻塞不流。人的生命，老百姓的頭顱，在他們眼中簡直賤如野草，可以隨意割除。殘忍到將自己劃出了人的範疇，又怎能取得老百姓的真心擁護。劉備截然不同，他在多方面表現出對民性的高度尊重。他早期在平原縣當縣令時，因當時社會幾經動亂，從黃巾起義到董卓肆虐，繼之各路諸侯又相互不斷爭伐，社會生態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平原郡自不例外，饑民遍野、嗷嗷待哺的慘狀，令人不忍目睹。劉備官卑職輕，施展不出多大的作爲來，只能將自己官府中所有財物，全部捐獻出來，用之來施捨百姓，讓饑民們能喝上幾碗薄粥，不至於活活餓死在街頭。他自己在官府裏跟士以下者，即一般的辦事人員，同席同食—共同吃大竈，有啥吃啥，決不例外。且並非一時的“作秀”，而是長期地與羣衆共渡艱難，毫無難色。
要知道這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在三國這樣的亂世中，豪強們都在瘋狂地掠奪美女和財寶，以求最大限度地滿足一已窮奢極欲的享受，可以說幾乎找不到如劉備那樣的事例。因不是一、二次的偶然作秀，所以很使周圍的工作人員受到感動。傳揚開去，百姓聞之，怎麼會不衷心地擁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