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們知道夏竦是北宋前期著名的學者、詩人、學問家，夏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就此而言，夏竦完全可稱通才。
另一方面，我們還知道夏竦是有名的奸臣。《宋史》把他和王欽若、丁謂並列，是直把他看作當時的第三號大奸臣。綜觀夏竦一生，“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詆譭抹黑政敵富弼、歐陽修、石介等人不遺餘力，因而爲正人君子所不容，仁宗數次要任命夏竦爲宰相，都被充滿正義感的御史和言官所阻止。
既博學多文，又聰警巧忮，夏竦之能得帝王眷顧而至位通顯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如宋人的說法：“夏文莊公辭藻絢麗，自其始學即含臺閣風骨，老尤雄健不衰，當聖君貪才，天下右文之時，是不容不富貴。”
然而，正當處於仕途上升期的夏竦同志指顧昂揚、春風拂面的時候，不想後院起火，從而遭遇政治滑鐵盧，差點斷送了大好的政治前途。《夏文莊公竦神道碑》記到：“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基於爲死者諱、爲尊者諱的傳統，神道碑作者沒有指明所謂“閨門之故”的詳情，幸好有其他文獻可以讓我們瞭解夏竦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事情發生在北宋天禧元年(1017)，這一年，夏竦虛歲三十三，擔任皇帝的機要祕書知制誥一職已近三年，深得真宗皇帝的倚重。隨着官越做做大，而且前途一片光明，夏竦不免有些志驕氣溢，在聲色犬馬面前喪失了抵抗力。這幾年，他先後娶了好幾房小妾，在盡情享受愛情滋潤的同時，不免冷落了結髮妻子楊氏。
說起這個楊氏，也實在不一般，她心思細密、文采出衆，曾幾何時，夏竦與楊氏夫唱婦隨，紅袖添香，有過一段卿卿我我的甜蜜歲月。然而，人心冷暖，世態炎涼，“但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遭受冷落和排擠的楊氏不免心生怨懟，百計莫施之下，和其本家兄弟楊媦(一說楊倡)一道，一張狀子遞到了開封府。狀子中列舉了夏竦的一系列“陰事”，言之鑿鑿，看架勢一定要搞臭、搞垮夏竦的。
楊氏作爲夏竦的牀頭人，對夏竦既往的所作所爲比誰都清楚，更何況夏竦的確其身不正，有不少小辮子可抓。更爲糟糕的是，夏竦的母親和楊氏的母親素來齟齬不合，在這節骨眼兒上彼此詬詈指責，也鬧到了開封府。
開封府受案之後也是頗感棘手，把案件奏報給朝廷和皇帝。真宗皇帝得知自己的機要祕書出了這檔子事兒，也是十分重視，指令御史臺審理此案，御史臺專案組在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向皇帝做了彙報。最後，真宗降旨，夏竦束身不謹，閨門失和，觸怒清議，有玷朝選，爲示懲戒，免去夏竦玉清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和知制誥的職務，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黃州。
從從五品的禮部郎中到從六品的職方員外郎，從掌出皇命的知制誥到一般外官知黃州，夏竦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失利。
皇帝還特別指示，夏竦和楊氏離婚。
其實，即便沒有皇帝的敕令，夏竦夫妻離異的結局也幾乎不可改變。想來，以楊氏之聰明，她並非不曉得自己行爲的可能後果，只是，人在殘酷的現實境遇面前，往往不自覺地選擇自我毀滅作爲最後抗爭的手段。當然，在楊氏的心裏，能夠讓負心漢仕途受挫、顏面丟盡，無論如何也算出了一口惡氣。可是，事已至此，夫妻緣分估計也就到頭了。
本案也極大地改變了夏竦的人生軌跡，迫使他離開政治中心，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外官任職。這場人倫之變予夏竦的精神以巨大的刺激，尤其是在物議沸騰之中倉皇離京的情景一定已定格爲夏竦心中永遠無法言說的痛。
而在世人的眼中，作爲一名士大夫和政客，是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的，就如陳振孫所言：“夏竦……身中賢科，工爲文辭，復多材術，而不自愛重，甘心奸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婦反目，陰慝彰播，皆可爲世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