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徂徠山峯巒疊翠,鍾靈毓秀。山丘西南麓有竹溪汩汩西流,潺潺依舊。
近一千年前,徂徠先生石介躬耕於此,他結廬授徒,崇儒興學,慕名而來者絡繹不絕,徂徠文教爲之興盛。
石介汲汲救世,卻因剛介激越的性情而寂寞孤苦,不僅遭政敵構陷英年早逝,更險受斫棺驗屍之禍。理學興起後,他剛介的品格及對儒學的弘揚,愈發受到理學家的推崇和讚譽。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以此概括石介一生際遇,也是恰當公允的。
君子固窮,窮且益堅,
不墜青雲之志
清貧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砥礪心性,也會消磨意志。清貧究竟會帶來什麼?這往往由清貧之人精神意志的強弱來決定。
石介的早年生活,便時常和清貧爲伍,這也和他日後“剛介激越”性格的養成息息相關。
石介生於徂徠山麓的鄉間大戶人家,石氏數代耕讀相傳,“世爲農家,皆以農名,豪於鄉里”。至其父石丙時,宗族人丁已滋繁到16院50餘口,家族田產越來越難堪重負。在風調雨順的康阜之年,石家耕鋤樹桑,尚且僅可免於凍餒。如遇水旱蟲災,宗族衣食都成了難題,石丙往往要舉外債來度荒。更兼族內衆口難調,矛盾複雜,家族上下籠罩着老朽衰敗的沉沉暮氣。
生活於其間的石介,不可能徹底擺脫家族特有環境的薰染。多年後,他在與友人的書信裏,仍多次提及那段“哭窮叫貧”的艱苦歲月:他被迫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事。後來在書院求學時,石介依舊保持着清苦作風,以道德自勵,靠精神力量來維繫求學熱忱。同窗皆稱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
據宋人記載,石介求學時,每日僅靠粗糙食物維持。書舍內一名古道熱腸的府官王諮,藉着會客的機會贈給石介豐盛的餐食。可石介卻謝而不受,原貌奉還,對王諮致意說:“喜愛香甜鬆脆美味,這是人的常情,我也是非常鍾愛的。但人往往是早晨享受了盛饌,傍晚就討厭再進食粗糲。所以僅因一餐的美食而不能甘於窮苦,那明天將何以滿足口腹之慾呢?所以我實在不敢接受您的饋贈。”一番不同流俗的獨到見解,讓王諮對這位落魄書生暗生敬意,另眼相待。
隨着學識的日精月進,石介剛介耿直的性格更爲張揚。他曾對人表露自己好發議論的心跡:“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悟。”石介相信,自己雖不處其位,但若隻言片語能興利除弊,即使己身獲罪也決不言悔。
這是“雖在畎畝,心懷天下憂”的士大夫精神,更是石介的可貴可愛之處,卻也是他以後遭讒罹禍的緣由所在。
應天受教,河朔遊歷,
弘道自在吾心
23歲的青年石介,聽說“偶像”范仲淹正掌教應天府書院,便負篋而往。
應天知府晏殊,正在整頓府學,廣選賢能,興儒育才。青年士子“偶像”范仲淹,此時正因母喪去官,寓居南京(即應天府),晏殊聞其賢名,便召寘府學。
范仲淹受任後,勤勞恭謹,凡事皆以興學爲要。他常夜宿於學舍,以便訓誡學子。至夜課時分,他明察暗訪,若有提前入寢之人,則當面責以道義。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石介便是聞名而來者之一。
求教範氏,淺者止聞其學識,深者更沐其道德。石介素來敬重範氏的道德文章,執弟子禮虛心真誠求教,學問也大有長進。後來範氏出任參知政事,力推“慶曆新政”,石介不惜觸怒權貴,也要傾力爲其鼓呼。
在求學的間隙,石介遠遊河朔魏地,緬懷宋初倡導古文運動的先驅者——柳開。
柳開在宋初是個褒貶不一充滿爭議的人物。他以弘道復古自居,卻張揚狂傲,嘗言“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揚雄而肩韓愈”,大言不慚名噪一時。相傳他任性氣盛,曾在科考之際,突發奇想用獨輪車裝載所寫千卷文章招搖過市,意圖用車載斗量的才學征服考官。結果當年狀元郎,卻是僅從袖中取出一篇文章的張景。因此留下了“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的笑談。
對於這樣的“怪誕奇人”,石介卻懷着虔誠的朝聖之心來祭拜。石介在詩文中,甚至把柳開拔高到超越兩漢史學大家司馬遷、班固,比肩隋唐儒學宗師王通、韓愈的地位。這樣的吹捧滲透着石介的良苦用心,不僅是自己對柳開復古思想的認同,也是對未來自己的豪邁期許。
河朔遊歷後的第二年(公元1030年),石介參加禮部省試和崇政殿仁宗殿試。他和田況、歐陽修、蔡襄和馬永伯等人同舉進士及第,石介得授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
鋒芒初露,興學重教,
仕途屢栽跟頭
鄆州任上,石介結識了聲氣相投的學者士建中。兩人都提倡古文復興,反對華靡文風,所以互相支援引薦。石介入京任職後,便多次舉薦士建中。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石介的鄆州觀察推官任滿,被調往南京任留守推官兼提舉應天府書院。但也於此時,石介狂傲狷介的氣質開始逐漸顯露。當時仁宗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引起朝臣的議論。石介“芝麻綠豆”的小小推官,竟也攙和進來。他不顧忌可能的政治風險,毅然上書指斥人君失德:
“……正月以來,聞既廢郭後,寵幸尚美人,宮廷傳言,道路流佈,或說聖人好近女色,漸有失德。自七、八月來,所聞又甚,或言倡優曰戲上前,婦人朋淫宮內,飲樂無時節,鐘鼓連盡夜……”
“好近女色,漸有失德”、“朋淫宮內,飲樂無時節,鐘鼓連盡夜”,絲毫不留情面的切直之語,好似凜寒的銳利霜刀,戳中了帝王的禁臠。仁宗在輿論壓力下,被迫處置了尚美人,但內心極爲不悅。
同年,屢試不第卻滿腹經綸的孫復自汴京來訪。石介與他一見如故,勉勵其“築室泰山徂徠間”,聚徒講學,復興儒道。
第二年,孫復再次探望石介。此時石介仕途不順,久居下僚,萌發了退隱山林的念頭,他再邀孫復執教泰山麓,孫復允諾開館授徒。時經五代亂世,師道不興,學者恥於拜師,從師之風淡薄。爲顯示自己尊師重道的誠心,進士身份的石介竟帶着一干人鄭重其事地拜秀才身份的孫復爲師,一時傳爲奇談趣論。
孫復、石介在泰山招徒授業,講習儒術,推薦學生爲官,同時結交社會名流地方名士,擴大書院的名望影響。
石介雖和孫復講學弘道於泰山,但仕進之心未曾泯滅。但他有些“不冷靜”的剛介舉動,往往給仕途帶來不可測的危機。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冬,御史中丞杜衍聞石介剛介,便舉薦他擔任御史臺主簿。可正在考察期的石介,卻因爲仁宗下詔錄用五代國君後人,上了一篇措辭激烈的《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之後》,極力反對朝廷“統戰”政策。宋仁宗閱覽奏摺後,當即憤怒撤銷了石介的任職考察。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同上書的東平人樑適,也認爲後梁朱溫實爲唐賊臣,若錄用其後恐於世道人心不利。仁宗卻特意要求朝臣記錄樑適姓名,升任他爲審刑院詳議官。
相似意見截然相反的處理意見,引得歐陽修大爲不滿。他修書給御史中丞杜衍,責備他不能起用正直剛明的賢士:“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舉動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也。今斥介而它舉,亦必擇賢而舉。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
歐陽修認爲,士不平則鳴,只要是正直之人,便不可能對朝政得失保持緘默。石介因論政見罷,誠爲失當。御史臺主簿除非錄用愚闇懦默之人,否則終難逃罷用之運。歐陽修反諷杜衍,其實乃爲石介求情。但杜衍受到仁宗壓力,終究不敢再用石介。
石介聞訊後,在詩中借房屋取材質疑帝王用人術:“大匠構廈屋,取直棄曲木。如何擇官人,棄直獨取曲?”
歐陽修見石介屢因言辭吃虧,力勸他改改脾氣,莫要“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好異以取高”。石介也態度誠懇地承認喜歡發狂妄之語,易被當作沽名釣譽之人。他向歐陽修保證,自己將遵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俗理,收斂狂躁激憤的鋒芒。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而人最難更改的,也是性格。石介很快就將好友勸勉和自己的保證忘之九霄雲外,最終因爲性格付出沉痛的代價。
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石介南京任官秩滿,按律分得蜀中嘉州任職。他一路跋山涉水,歷時半年纔到達嘉州任所。可視事方一月,故鄉嫡母病逝的噩耗傳來。他只得再度啓程,返回徂徠丁憂守孝。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三月,石介父石丙又卒,石介母喪未滿,即守父喪,直到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六月才得以復出。
賦閒徂徠期間,石介因守喪無法參與朝政,便以布衣身份組建書院,教授生徒,議論朝政。他師事孫復,又以《易》教鄉人,被鄉里尊稱爲徂徠先生。
彼時,泰山之地成爲師道尊嚴最爲興盛的地區。《澠水燕談錄》載:是時,孫明覆(孫復)先生居泰山之陽,道純德備,深於《春秋》,守道(石介)率張泂北面而師之,訪問講解,日夕不怠。明覆行,則從,升降拜起,則執杖履以侍。
石、張本是魯地德高望重者,二人尊師重道,當時學者始知有師弟子之禮。
歐陽修就感嘆說:“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孫明覆、石守道三人。”
但孫、石兩人志不在單純爲師,而是要用學問來“干政入世”,“貨於帝王家”。
石介在等待着服喪禁錮的解除。
入值太學,力闢百家,
開啓議政先河
慶曆二年六月,石介守喪期滿,立即被朝廷召爲國子監直講。此次入京,門人杜默作《六字歌》送行,其中“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句,頗合石介此時心境。
同年十一月,孫覆在石介的推薦下也擔任國子監直講。二人在太學力闢百家,弘揚儒學,如魚得水,極受學子的歡迎。當時人言:“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
漢唐經師說經,看重經典的疏解句讀,於義理處不甚留意,所以說課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孫、石治經則拋開傳註疏解,獨發新意,將道德文章與現實政治結合闡發,於說經中貫穿對政治的看法。尤其石介性情直率,對朝政或譽或哂皆毫無隱諱,“聞朝廷美政則歌誦之,否則刺譏之”,極受學子歡迎。
國子監經孫、石的革新後,氣象更新,成爲議論朝政的風氣中心,“太學之興,自先生(石介)始”。
石介說經論政的做法,勢頭剛勁,引發了部分大臣的不滿。張方平就認爲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爲高,以流蕩猥煩爲贍,逾越規矩,或誤後學”,要求朝廷用行政手段來干預。
擔任國子監直講一年後,杜衍推薦石介擔任太子中允,兼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是朝會時有資格見到皇帝和參加宴坐的“升朝官”中最低一級。
在該年三月,仁宗進行了一次大規模人事變動:呂夷簡罷相,以杜衍代夏竦爲樞密使,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餘靖、王素、蔡襄爲諫官;並頒佈了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的變法主張,這就是著名的“慶曆新政”。
不久,新任的四位諫官聯名舉薦石介擔任新政諫官,讓其參與到慶曆新政的“官僚圈”裏來。但這次看似萬無一失的保舉,卻意外遭到了范仲淹的反對。範氏認爲:“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怫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仁宗也認爲石介過於剛直,不懂變通,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
石介曾爲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費盡心機。他“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視之,但石介依舊我行我素。他“聞夏英公(竦)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一夕所乘馬爲之斃,所以彈章交上”。石介的幕後運作,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局的變動。
范仲淹反對石介擔任諫官,並非出於私心,石介也並未掛懷。當他聽說範氏將任參知政事後,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遂作了一篇“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的《慶曆聖德頌》,爲變法制造輿論。
這篇《慶曆聖德頌》,爲石介贏得身後大名,也帶來巨大政治風險,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際遇。
莽上聖頌,開罪權貴,
身後譭譽紛至
石介肯定了仁宗皇帝黜愚進賢,讚譽此舉順天應人,“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歡喜”。
在《慶曆聖德頌》中,石介無所顧忌地“褒貶大臣,分別邪正”,對正直的賢臣他不吝讚美之辭,對淫邪的奸臣則大加鞭撻。《慶曆聖德頌》志在頌揚賢明,指斥奸邪,所以用語犀利,“手鋤奸枿”、“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昆蟲螪蠋,妖怪藏滅”。雖未指名道姓,卻已令失勢之人咬牙切齒,例如被免職的樞密使夏竦便“銜(怨恨)介甚”。
《慶曆聖德頌》,好似一把銳利匕首,令失勢者心驚膽寒,卻也將變法者推往衆矢之的位置。據說范仲淹、韓琦自陝西回京途中聞此頌很不滿意。范仲淹甚至說大事“爲此鬼怪輩壞了也”,韓琦稍微平和地說:“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孫復也對石介說:“子禍始於此矣。”
石介積極參與政事,遊說奔走大臣之門,屢遭守舊官僚的議論指責。後來的情勢果如孫復所言,“羣謗喧興,漸不可遏”,小人“相與出力必擠之死”。石介再難於京城立足,便求通判淮州一職避禍。
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十月,石介受命通判淮州,回徂徠山等待上任。然未及履任,即於次年秋七月病卒家中,年僅41歲。同年,孫復亦被貶慶州。
石介雖死,但《慶曆聖德頌》卻廣爲流佈,權奸的帽子讓夏竦如鯁在喉。石介故去不久,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反,朝廷在抄家時,發現了石介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夏竦遂藉此大做文章,散佈謠言,向仁宗進諫石介未死,而是北走契丹借兵,以富弼爲內應圖謀顛覆社稷。
慶曆五年十一月,仁宗下詔將石介的妻兒發配江淮,罷免富弼京西路安撫使職,併發書兗州,嚴令詳查此事。是時杜衍任職兗州,與泰寧節度掌書記龔鼎臣等府僚數百人,聯名奏保石介已死才暫時平息此事。
不久夏竦又重歸樞密,再次奏稱石介潛赴登萊糾集匪徒數萬人作亂,要求開棺驗屍以證真僞。慶曆七年(公元1047)六月,朝廷派使臣擬發石介棺槨以驗夏竦所告虛實。當時的京東轉運使呂居簡對使者言:“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
在呂居簡的斡旋下,石介的親屬、門人等以及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結罪具作保石介已死,才免除了他的斫棺之禍。使者回京持狀入奏,仁宗下旨將石介妻兒送歸家鄉。
石介的身後遭遇,令摯友歐陽修深感悲愴。他作《讀徂徠集》《重讀徂徠集》悼懷石介,並在石介下葬時作《徂徠石先生墓誌銘》,極贊石介的道德文章。
石介卒後一百多年,南宋孝宗時趙介任嘉州軍事推官,始爲石介立祠。後世如朱熹等理學家,都對石介給予很高評價。
石介墓位於徂徠山西北麓橋溝村南、北望莊北,原墓林佔地20畝,古柏千株,濃廕庇日。前有明萬曆年間御史宋燾所立《宋太子中允徂徠石先生神道碑》。墓前立明代學者吳希孔書《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墓林在“文革”中被平毀。
2016年1月,“石介墓暨祖塋故址”碑揭幕儀式在徂徠山西北麓、汶河東岸石介墓舊址舉行,在故址重新爲石介修碑以示紀念。
徂徠鎮文化學者徐欽峯表示:“石介的故事,在徂徠山一帶廣爲流傳。其幼年好學,崇儒弘道的品質,至今都有着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