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歷史的浪花淘盡了王朝的恩怨情仇，當今既沒有了一方霸主，也沒有了雄風王者;我們在追求團結、奮進、和諧、平等，我們同樣應該獨守那份恬然與空明，用每一句話沒一種表情向人們昭示諒解，協同人們用諒解交往。爲什麼"合肥四姐妹"不如"宋家三姐妹"有名?
“合肥四姐妹”是指民國教育家張武齡的四個女兒，因爲本身這四位都是知識女性，所嫁丈夫都是文化藝術屆的翹楚，最初生活在合肥，於是就有了這個稱呼。
張武齡有四女六子，四個女兒是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六個兒子是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寧和。
在很多時候，人們都是隻聽說過宋家三姐妹而沒有聽說過合肥四姐妹，這並不是說明人們孤陋寡聞，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人物繁盛之極，在這個時候人們只會銘記在歷史中着真正有着巨大影響力的人物，而對於一些沒有太大的影響力的人，人們就會選擇自主性的忽略。
相對於更著名的“宋氏三姐妹”而言，後者是民國政治圈的頂級人物，在社會影響力及地位上，是前者無法相比的。
合肥四姐妹就是指張家四姐妹：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張家是歷史上有名的名門望族，祖籍合肥，曾祖父是兩廣總督署直隸總督張樹聲，父親是蘇州教育家張武齡，母親也是出自蘇州的名門望族。19世紀六十年代，張家曾幫助清軍鎮壓太平軍，立下大功，從此爲這個家族帶來了顯赫的地位和財富。而且四姐妹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父親影響下，可以說個個秀外慧中、才華橫溢。所以，合肥四姐妹的家世實際上並不比宋氏三姐妹差。
那爲什麼合肥四姐妹不如宋氏三姐妹有名呢?因爲政治家的影響力要遠遠大於文化圈裏的大家。
合肥四姐妹中的大姐元和，熱愛文學，是著名的崑曲表演藝術家顧傳?的夫人。張元和是顧傳?的戲迷，在當時那個社會，一個上流社會的大家閨秀與一個戲子之間的感情是完全不被看好的，但共同對戲曲的熱愛使張元和義無反顧的嫁給了這個男人。
二姐張允和，情繫語言學家周有光。張允和性格倔強、疾惡如仇，但飽受戰亂的顛沛流離，丈夫經常奔波在外，女兒死於盲腸炎，兒子被流彈擊中;
三姐張兆和，與沈從文的愛情佳話家喻戶曉。她是四姐妹中最出名的一個。起初是沈從文對張兆和一見傾心，但張兆和當時並不看好這個比她年長的導師。在沈從文猛烈的書信追求和胡適的調解下，張兆和最後嫁給了這個癡情的大文學家。
四妹張充和，擅長詩詞、書法，學識淵博，嫁給了美籍德裔傅漢思，並於1949年移居美國。
那爲什麼合肥四姐妹不如宋氏三姐妹有名呢?因爲政治家的影響力要遠遠大於文化圈裏的大家。
宋氏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分別嫁的是孔祥熙、孫中山、蔣介石，這三人哪個不是政治界響噹噹的大人物，都對中國的歷史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和貢獻。而且宋氏三姐妹一個愛財、一個愛民、一個愛權，可以說巾幗不讓鬚眉，影響力不可小覷。
關於宋耀如給三個女兒命名的原因，有一種說法是：宋耀如留學美國時，對解放黑奴的美國總統林肯十分崇拜，盼望在祖國也出現林肯式的偉人來拯救中國。給三個女兒分別取名“愛琳”“慶琳”“美琳”，就表達出對林肯的仰慕敬愛之情。用“琳”代“林”，使名字女性化，也含有美玉的意蘊。
還有一種更浪漫的說法是：宋耀如不到20歲的時候，在維爾明頓港接受了洗禮。爲紀念一位曾給他很大幫助的老人瓊斯，宋耀如自己取教名爲查理·瓊斯·宋。當地的一份報紙作了報道：“這個中國的皈依者，也許是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第一個遵從領聖餐洗禮的中國人。”在當地引起轟動。一位美國姑娘南希·愛琳由此闖進了宋耀如的生活。愛琳一家是著名的熱心慈善事業的世家。
經過幾個月的相處，兩人的友情迅速燃燒、昇華，愛琳成了宋耀如的紅粉知己。不幸，愛琳英年早逝……。宋耀如三個女兒的名字皆含有“琳(齡)”字，不知是因爲宋耀如崇拜林肯，還是爲了紀念美國亡友愛琳，抑或是二者皆有。
大姐宋藹齡，1889年7月15日生於上海;1914年在日本與孔祥熙結爲夫婦;1973年10月19日在美國紐約去世。
二姐宋慶齡，1893年1月27日生於上海;1915年和孫中山結婚;1981年5月15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5月29日在中國北京逝世。
三妹宋美齡， 1897年3月5日生於上海;1927年與蔣介石結婚;2003年10月24日在美國紐約去世。
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因學識淵博而頗有名望。她與德裔美國漢學家傅漢思結婚後，於1949年1月移居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們會因藝術、書法及中國戲曲史方面的問題來向她請益;
遇到需考釋或校正的各類問題，從書畫的題跋閱讀到版本鑑定，從解釋一首古詩中的典故，到辨識十八世紀某件奏摺上君王的手跡，大家也都會請她解答。老輩學者們如果經過新英格蘭地區，一定會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學養深厚，且將嚴謹和靈活集於一身，她談吐中的機鋒和雙關語，常能給人很大的樂趣。
因爲三位傳主身份特殊，她們或濃或淡的身影，搖曳於帝制解體後中國社會的每一次巨大變化之中。把人物放置於大背景下的寫作模式，正是此類非小說寫法中的常用手法。但作者像那個時代的美國人，對中國人可能有局部的非常刻毒但真實的看法，但總體上對中國的很多政治事件無法做出準確的敘述，當然，原因是他們無法弄清楚更無法理解矛盾的、充滿着各方利益博弈的政治鬥爭。
比如，她引用一位外國人的說法(明顯，她也贊同此說)：“這種人根本不會對任何事物產生一種持久而又真切的痛恨感，他們是不可救藥的。”當時中國社會一類人的思想行爲，確實如此。還有像“人們習慣引用孔子的美德，甚至認爲這很時髦，但是，幾乎任何人也不打算實現這個聖人的理想。他們謀求權勢、錢財或權力，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哲學家，這些人惟一關心只是升官發財”這種精到的看法，也令身爲其中一員的人爲之一震。
但在關於清末的革命和孫中山事蹟的敘述中，作者夾纏不清，往往停留在特別幼稚的理解層面。大概，這也是當時美國人的普遍認識水平——說不定還是較有知識的一羣人，普通美國人可能還以爲中國人都是拖着大辮子，騰雲吐霧的鴉片鬼。這並非是說此書沒有多少價值，立於一個純粹的局外人的角度，作者對三姐妹的性格把握超出了當時社會上的揣測之詞和媒體的誇張表達。
比如她說，“人們對蔣夫人與其說把她看成一個政治人物，不如說把她看成了一個電影明星。孔夫人以其遠見卓識而出名。而孫夫人卻獨樹一幟，因爲她堅持自己的原則並對自己丈夫的理想忠貞不渝，即使那些保守派也對她表示崇敬。
”她說20歲的宋慶齡“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個性”，16歲的未來的孔夫人“甚至在那個年月就有一種直截了當、一針見血的性格”。對倡導新生活運動的宋美齡，每到一地，就要清掃乾淨，掛上窗簾，擺上花盆，她的看法是，“她的這種舉動絕不能解釋成是在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或女人愛美的天性，而是看作是她倔強性格的一種表現，是她同懶散，混日子的作風進行的一場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