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畫家顧愷之(348年—409年)，在中國古代繪畫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東晉太傅謝安認爲顧愷之的繪畫是“有蒼生以來未之有”，張彥遠說：“自古論畫者以顧生之跡天然絕倫，評者不敢一二。”南朝謝赫稱顧愷之“跡不迨意，聲過其實”，就招致後世一片聲討，稍晚於謝赫的姚最斥之爲憤懣之言(“於邑”)(《歷代名畫記》)。
顧愷之對於中國畫史的貢獻，可以歸結爲兩個方面：其一，他以大量的畫作爲中國人物畫奠定了獨特的線描藝術，其筆法特徵是“緊勁連綿，循環超忽”(張彥遠)，它賦予人物描繪精微超逸的格調，這就是後世所謂“高古遊絲描”(又稱“春蠶吐絲描”);其二，他以明確堅實的理論主導其創作實踐，在所提出的“傳神寫照”“遷想妙得”和“以形寫神”等命題下，爲中國繪畫確立了重精神意趣、推崇格調境界的藝術精神。由謝赫提出而後中國畫史奉爲最高原則的“氣韻生動”，是以顧愷之的“傳神”觀念奠基的。
從歷史影響來看，顧愷之對於中國繪畫的意義，精神的影響更大於技法。張懷瓘說：“顧公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跡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煙霄之上，不可以圖畫間求。象人之美，張(僧繇)得其肉，陸(探微)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爲最。”(《歷代名畫記》)張氏所謂“神妙亡方”，是指顧愷之對人物精神的表現(“傳神”)達到了極高妙而至於無法可循的境界。
伴隨着顧愷之繪畫的傳說，都是與“傳神”有關的故事。他曾畫人物，多年不畫眼睛(“不點目睛”)。他的理由是畫人物的根本目的是“傳神”，眼睛是傳神的要害，不能輕易下筆，而與眼睛相比，形體就不那麼重要了。爲了“傳神”，顧愷之還有意改變人物的面貌。他畫魏晉名士裴楷，在其臉頰上增添三支毛，用以表現裴的“俊朗”。西晉名士謝鯤，慕從竹林七賢，任性放達，因爲挑逗鄰家之女而被其打斷了兩顆牙齒。謝鯤以“縱意丘壑”自負，顧愷之將他畫在岩石中間，稱“此子宜置丘壑中”。荊州刺史殷仲堪一隻眼睛病瞎，顧愷之要爲他畫像，遭拒絕。顧愷之勸說殷，我先將你的眼睛畫得明亮有神，然後用飛白掃抹，形成“輕雲蔽月”的效果，殷就應允了(參見《世說新語》)。“遷想妙得”，確是顧愷之繪畫的真精神和大創造。
關於顧愷之繪畫傳神的力量，有兩個堪稱神奇的故事。其一，顧愷之曾喜歡上一鄰家女孩，“挑之弗從”，他就把這女孩的肖像畫在牆壁上，將針釘在畫像心臟部位，致使女孩害上心痛病，“愷之因致其情”，女孩就依從了，他悄悄把針取掉，女孩的心痛病就不治而愈了(《晉書·顧愷之傳》)。其二，建康(今南京)興建瓦官寺，富豪認捐不過十萬錢，清貧的顧愷之竟認捐百萬，衆人都懷疑他兌現的可能性，然而，他用一個月的時間在瓦官寺北殿內畫了一幅《維摩詰》畫像，待畫成將點睛之時，他讓寺僧發出公告：第一天觀看者請施十萬錢，第二天請施五萬錢，第三天隨意施捨。“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歷代名畫記》)。
顧愷之生活於東晉末年，這既是一個皇室敗弱、士族爭霸，致使社會人生極不安定的時代，又是玄學風行、朝野以清談爲貴，因而風流輩出的時代。現代學者湯用彤說：“按玄者玄遠。宅心玄遠，則重神理而遺形骸。神形分殊本玄學之立足點。”(《魏晉玄學論稿》)阮籍說：“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答覆義書》)這種把形神尖銳對立的觀念，爲魏晉名士的個性解放、行爲放達提供了思想前提。玄學精神落實於繪畫藝術，就是追求超越有限形體、表現無限精神。魏晉名士嵇康曾有詩云：“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顧愷之特別推崇此詩，專爲之作畫，並賦詩說：“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晉書·顧愷之傳》)顧愷之的傳神觀念，應當是從流行的玄學思想中獲得啓發的。
但是，如果堅持形神分殊，即如玄學祖師王弼所主張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那麼“象”就是最終應當拋棄的。顧愷之說：“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蒼)生之用乖，傳神之趨失矣。”(《魏晉勝流畫贊》)顧愷之認爲，“傳神”不能脫離“實對”，即精神表現不能脫離真實描繪。作爲中國繪畫的一代宗師，顧愷之的偉大在於，他發揮玄學的精神，不是拋棄形象，而是以精神表達爲繪畫宗旨——“傳神寫照”，非常自覺地用形象作爲傳達情意的工具——“以形寫神”，而且在形象取捨、改變和組合中實現了情感表現的高度自由——“遷想妙得”。
史傳顧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說到顧愷之的“癡絕”，有一個人是不得不提及的，他就是桓玄(369年-404年)。顧愷之相信小術(靈應術)，桓玄曾拿一片柳葉告訴顧愷之，這是蟬用作蔽身的葉子，人用它就可以隱身。顧愷之聽信桓玄之言，高興地用這片柳葉隱身，桓玄乘機在他頭上撒尿，他不以爲怪，相信是自己隱身了，桓玄沒有看見。顧愷之曾將一箱自己非常珍惜的畫作封存好，寄放在桓玄處。桓玄私自打開箱子，把畫作全部竊取，並原樣封存箱子。待顧愷之索還畫作時，拿到一個空箱子，桓玄稱自己從未打開箱子，顧愷之相信桓言，並且解釋說：“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由人之登仙。”(《晉書·顧愷之傳》)桓玄對顧愷之的侮弄和竊奪，明眼人一看就知，而顧對桓信任不疑，實爲癡絕。
《晉書》稱桓玄“性貪鄙，好奇異”，“信悅諂譽、逆忤讜言”，“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鹹憚之”。雄強自負的桓玄，最後走上了叛逆篡位的道路，爲實現篡位野心，他甚至逼殺同盟將領殷仲堪，然而即位稱帝80天，即被劉裕義軍打敗，後在逃亡益州(今四川)途中被誅殺，殷仲堪之子殷簡之生吃其肉。桓玄不啻是東晉蓋世梟雄，他恃才貪霸，不可一世，死時年僅36歲。年長21歲的顧愷之，比桓玄晚離世5年，“年六十二歲卒於官所”，在東晉那個生命飄忽的時代，實爲壽終正寢。蘇東坡曾在一首題畫詩中評論桓玄盜奪顧愷之存畫。蘇詩說：“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桓玄以其悍將雄才，竊畫篡國，身敗名裂，其得其失，終不堪於顧愷之一癡笑。
桓玄被史傳稱爲“大司馬桓溫之孽子”，顧愷之被後世奉爲畫壇神明。桓溫極爲賞識、器重顧愷之的才學，招納其爲參軍(今參謀)，待之“甚見親暱”。桓溫曾說：“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晉書·顧愷之傳》)這種“癡黠各半”是一種自然而達於自由的人生智慧，是不計較的從容，是超得失的自在——用莊子的話說是“與物爲春”的逍遙精神。玄學精神，探究其積極而深刻的意義，是追求人生自由和超越的情懷。“癡絕”，是顧愷之從玄學精神中發揮而得的超越自由的人生大智慧，這是常人不知之智，故名之爲“癡”。顧愷之得此智慧，其畫神逸，其人通達。魏晉風流，得其神髓者，絕非雄強自負的桓玄輩，而是超越自由的顧愷之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