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愷之(約348年-409年)，字長康，江蘇無錫人，中國東晉時代畫家，與曹不興、陸探微、張僧繇合稱“六朝四大家”。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政治、經濟動盪、學術思想複雜、鬥爭尖銳，文化藝術上傳統與外來藝術相互吸收溶化，而顧愷之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顧愷之，字長康，小子虎頭，晉陵無錫人。二十歲時因作《維摩詰像》壁畫而盛名遠揚。
顧愷之全身像
顧愷之繪畫藝術師法衛協、曹不興。繪畫題材涉及內容豐富，不僅擅長肖像、道釋等人物各類，而且山水、花鳥、魚龍、鳥獸等，無不兼長。遺憾的是顧愷之的作品存留至今的只有《洛神賦》、《女史箴圖》、《烈女圖》三幅作品。從顧愷之所遺留下的這三幅作品來看，那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繪畫比前代，無論是內容，還是風格與技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和超越。顧愷之所遺留下來的這三幅屬於人物故事畫類型的作品，在魏晉南北朝以前，這種類型的繪畫風格十分古樸，構圖是近似於圖解形式，特別嚴密、繁縟。而到了顧愷之時，他在學習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根據魏晉時期的思想變化與要求，把人物故事畫從繁縟的構圖下襬脫出來，形成自己獨特的風貌。在技法表現方面，顧愷之提出要“傳神”說，注重表現人物的精神與內心世界，突出人物的性格和感情，這些從技法上表現的就是通過對人物眼神的深刻描繪。《晉史·列傳》卷六十二記載顧愷之有關傳神的一段著名語錄;“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阿睹之中。這種對眼睛描繪的強調不僅體現出顧愷之對繪畫技法的深刻研究，更重要的是表現出顧愷之對高於人的外在形態的內在精神特質的探求。
《列女傳仁智圖》(局部)
“線”是中國繪畫的重要表現手段。顧愷之博採衆長，繼承了漢碑刻、墓磚以及印度佛像畫的特點，注重用線條造型，塑造繪畫形象，把自戰國以來形成的“高古遊絲描”發展到了盡善盡美的境地，使線成爲了繪畫中具有作者自己特性的最重要的藝術要素。顧愷之的“高古遊絲描”以連綿不斷，悠緩自然的形式來體現節奏感，捨棄了線條本身粗細對比，利用線條的流動和轉變來造成一種古雅高超的飄忽氣氛，利用線條的彎曲盤迴來產生一種緊勁的氣勢。
顧愷之重要的貢獻卻在理論上。準確地說，中國的繪畫批評就是從顧愷之開始的，顧愷之第一次從審美角度出發，從創作與批評兩個方面闡發了“傳神論”的觀點。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了顧愷之的《魏晉勝流畫贊》、《論畫》和《畫雲臺山記》三篇畫論，是現在顧愷之僅存的三篇畫論。《魏晉勝流畫贊》是對魏晉兩代幾位著名畫家的二十一幅作品的評論，是現在能看到的我國最早的畫評;《論畫》也涉及繪畫的評論，但主要是講解關於繪畫的臨摹;《話雲臺山記》是一篇關於繪畫創作中構圖設計的文字稿，是中國幾千年來唯一一篇關於繪畫構圖設計的畫論，對於研究中國畫的發展十分珍貴。
顧愷之的傳神是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以形寫神、遷想妙得、點睛、骨法與置陳佈勢。顧愷之在《論畫》中說：“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此以巧曆不能差其器也。”顧愷之“遷想妙得”的提出說明了繪畫藝術不僅是單純地模仿自然，還需要發揮畫者的主觀能動性。畫面才能得到完全的表現，用客觀交融來達到傳神的手法。畫家作畫之前，觀察研究描繪的對象，深入體會揣摩對象的思想情感，最後經過分析提煉獲得藝術構想，遷想妙得的過程，也就是形象思維活動的過程。
顧愷之的傳神論是人物創作實踐的總結，這樣的結論與當時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背景和社會風氣也有很大的關係。在魏晉南北朝之前，漢末的農民戰爭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大動盪的時期。魏晉南北朝統治者吸取了前朝衰敗的教訓，一方面在前朝繁瑣的思想束縛之外尋求新的理論依據，用以鞏固本朝的政治統治;一方面除了在鄉舉裏選之外，尋求選拔得力的人才。豪門世族受到嚴重打擊，士族崛起，他們提倡順應自然，並將哲學研究轉向對個人自由的探討上。他們認爲只有在對美的審視過程中才能把內心淤積的人生憂嗟宣泄出來，使靈魂得到淨化。文學藝術的空前發展，就使得有關文藝的論著相繼出現，畫論便應運而生。莊子的“清靜無爲”和“逍遙齊物”，楊子、列子的“爲我”和“貴需”，以及陳仲子的“遁世”等，成了當時最時髦的思想。在這些“時髦”思想的影響下魏晉南北朝成爲一個精神自由，富於智慧的熱情時代。當然，也成爲一個最富有藝術精神的時代。顧愷之畫論中對繪畫品評的觀點就是受這樣的生活背景影響直接形成的。
總之，顧愷之對中國繪畫的發展產生極爲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繪畫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爲職業畫家樹立了榜樣，把繪畫從先前工匠化的，爲社會與上層所不齒的畫家的社會地位，提高到了爲統治階級和社會所稱讚和崇敬的地位，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在繪畫中把繪畫境界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他的“傳神論”成爲繪畫理論的基礎，影響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