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
李完用一生都以外國爲倚靠，早年爲親俄、親美派，後期完全倒向日本，最終出賣了自己的祖國。因此當代不論是朝鮮或是韓國的主要論述，都將李完用視爲親日派與賣國賊，一直以來對他“走狗”、“賣國奴”的詈罵不絕於耳。不僅是朝鮮半島，就連在中國，李完用也是“賣國賊”的代名詞，清末、民國時期曾涌現出包括《亡國恨》、《賣國奴》、《李完用賣國祕史》等大批描寫李完用的文學和戲劇作品，使李完用作爲賣國賊的形象深入中國人心，以至於當時的中國政界和知識界普遍使用“李完用”或“李完用第二”來代指賣國賊，此種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張學良曾在密信中說“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類者，確願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點小利祿，言之不覺淚下……”，而1938年底汪精衛發表“豔電”投日叛國時，重慶《新華日報》也發表了名爲《汪精衛叛國》的社論，其中寫道：“汪精衛竟然配上了李完用、鄭孝胥而成了東亞的第三‘傑’了。”可見“李完用”這一用詞在當時的中國相當流行。
當代大韓民國政府認定李完用爲親日反民族行爲者。2005年，韓國公佈親日反民族行爲者財產歸屬特別法，經親日反民族行爲者財產調查委員會調查後，韓國政府決定沒收李完用等親日派9人的子孫的土地。
正面
不過後來也有部分人士認爲李完用是爲了顧全大局才親日並贊同合併的，並且李完用早年也是期盼國家富強才親美親俄的，並且積極參與獨立協會，鼓吹獨立。後來迫於形勢投靠了日本，李完用曾一再強調是大勢所趨。在1905年《乙巳條約》締結、韓國淪爲日本的保護國時，贊成締約的李完用在全國民衆的反對聲下，宣稱他的目的是：“我們只是把外交一項權力暫時交給鄰國，而我國富強的那一天終將會到來，因而我們要積極地與日本相互提攜。日本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有利條件，而且開發韓國是他們的一貫方針，儘管日本完全有吞併韓國的能力，但他們並沒有那樣做，而是爲扶持韓國的獨立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還再三強調，如果沒有日本的指導，韓國的內政改革就不能順利進行。李完用本人對此也深有感慨，他在被李在明刺殺後、在溫陽療養時曾做了一首詩：“大韓醫院降元吉，明窗淨機獨坐時。吾死吾生何足說，此心惟有後人知。”表達了他對於當時人們不理解他的苦衷的痛苦。所以，有韓國學者評價他是“愛國和賣國的兩面相”。
有趣的是，李完用雖然是鐵桿親日分子，但他從來不說日語，與日本人對話只用英語，也沒有取日本姓名。此外，李完用還是個書法家，被時人稱爲“名筆”，首爾著名建築“獨立門”的韓漢文匾額據傳就是他所題寫(也有一說是金嘉鎮題寫的)。他的侄子金明秀著有《一堂紀事》，記錄李完用的生平事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