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太監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他們權勢顯赫，隻手遮天。不僅有三寶太監鄭和這樣的正面人物。還有諸如王振、劉瑾、汪直、魏忠賢等反面人物，他們甚至被稱爲明朝的四大權閹。其權力地位可見一斑。但無論他們的權勢如何，有一點，他們卻始終無法做到，那就是像漢唐時期的太監那樣，能夠掌控廢立君王的權限。這到底是爲什麼呢?
漢唐時期的太監之所以發展到能夠廢立君王，跟皇帝對於太監勢力的扶持是分不開的。無論是漢朝還是唐朝，都存在着對皇權能夠造成威脅的重大因素。
漢朝時期對皇權構成威脅的，一是外戚。從呂后專政開始，漢朝就始終籠罩在外戚干政的陰影之中。兩漢時期都是如此。一旦皇帝闇弱，君權就不可避免地被外戚控制，最後甚至架空;二是諸侯王。諸侯王對皇權的威脅尤以西漢早期最爲嚴重，劉邦自漢朝建立開始，就一直在試圖削弱諸侯王的勢力，文景二帝對此也是孜孜不倦，但直到漢武帝施行了“推恩令”，這個漢朝的隱疾才被最終拔除。
唐朝時期也有對皇權的威脅因素存在。對唐朝威脅最大，也是打擊最大的，就是藩鎮。藩鎮勢力的坐大直接導致了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之後唐朝一蹶不振。中央的軟弱給了藩鎮地方割據的機會。這是對皇權的重大威脅。唐朝的外戚干政雖不如漢朝那樣嚴重，但也不是沒有。畢竟安史之亂本身就跟楊國忠這位“國舅爺”有着脫不開的關係。
除此之外，這兩個朝代的皇權還都面對着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相權。相權跟皇權的衝突是幾個前期封建王朝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漢朝時期有丞相，實際上漢朝最終也是滅於那位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曹丞相手裏;唐朝雖不再設丞相，把相權分解爲三省六部，但三省長官同樣也是宰輔，很多事情都可以直接做主，並且還有封駁之權。
所以說，在古代當皇帝，其實也並不輕鬆。你需要面對一大羣對你權力和地位有挑戰能力的人。那些立國之君、中興之主倒還好，可以憑藉自己的強勢和智謀壓服那些對皇權構成威脅的人，但是那些平庸的帝王就往往做不到這一點。正是因爲如此，皇帝爲了維護皇權，維持統治地位，就勢必要對外戚、藩鎮這樣的勢力動刀子，對宰相權力進行限制甚至剝奪。
皇帝光憑自己一個人自然是完成不了如此艱鉅的任務的，這樣就需要扶持一支對皇帝而言最爲可靠的勢力，方便皇帝調動和指揮以對其他勢力進行打壓。皇帝第一時間想到的，那就是天天待在皇帝身邊伺候的太監了，這也是自然而然的選擇。太監沒有生育能力，也就沒有後代，沒有後代還怎麼會想當皇帝呢?皇帝自然也就順理成章地認爲他們是最爲可靠之人。
因此，漢唐時期的太監之所以能夠坐大，跟皇帝的扶植是分不開的。因爲皇帝要對付的敵人或者潛在的敵人，實在是太多了。這樣就要求太監不再只是皇帝的工具，而必須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個能跟外戚、藩鎮乃至文官集團進行抗衡的羣體。正是因爲太監由皇帝的工具變成了一支望而生畏的集團力量和政治勢力，加上他們長期在皇帝身邊，權力中心周圍，自然是近水樓臺。因此，一旦皇帝有了打壓太監集團的心思，動了太監集團的利益，他們第一時間想到的，當然就是換一個聽話的皇帝了。
但是到了明朝，一切都不一樣了。首先，唐朝時期外戚干政的勢頭就有所減弱，以後再經過了宋元時期，到了明朝外戚干政的政治傳統早已不復存在，外戚勢力根本無法對皇權構成太大的威脅了;其次，朱元璋在胡惟庸之後，便徹底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之下，便是六部，所謂的內閣，剛開始完全就是一個聽命於皇帝的祕書機構，如此一來，相權對皇權的威脅也以不復存在;此外，雖說朱元璋也封了一堆藩王，但是自從朱棣以靖難之名奪位之後，藩王再無與中央分庭抗禮的政治基礎。
因此，漢唐時期對皇權的威脅，都已經被朱元璋父子給掃除乾淨了。這樣一來，無論皇帝如何寵信太監，他們始終都只能是皇帝的一個工具了。因爲根本就沒有扶植太監形成一個政治勢力的必要了。
這樣看來，明朝的太監儘管看上去權勢熏天，但說到底他們其實不過是皇帝的走狗罷了。皇帝寵信，他們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然而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寵信，他們也就成了人人痛打的落水狗。不僅如此，他們還成了帝王甩鍋的最佳工具。一旦皇帝的決策有什麼失誤，都可以推給太監。
上面這些都是從理論的角度分析。但是如果明朝的太監真的想犯上作亂，試圖控制皇帝，他們又能否做到呢?這同樣也是沒有可能的。要知道，明朝的特務制度，並非由太監的東廠西廠開始的，而是錦衣衛。錦衣衛直接聽命於皇帝。儘管在太監權勢顯赫之時，錦衣衛也不得不避其鋒芒甚至甘居其下，但是一旦皇帝命令錦衣衛幹掉哪個太監，錦衣衛會毫不猶豫地執行皇帝的命令。
在特務機構中太監尚且就有錦衣衛的掣肘，就不要說其他的政治勢力了，文官集團同樣也不會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畢竟到了明朝，漢唐時期的歷史教訓都已經總結得差不多了。誰也不會再讓太監勢力真正發展到了能夠左右政局控制君王廢立的地步。
說到底，明朝太監的權力都只不過是帝王權力的延伸。當他們不再受到皇帝的寵信，自然就會落得慘淡收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