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廣田弘毅的態度則是對既得利益極力維護的同時，儘量擴大侵華利益，這從他會見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時的談話中有明顯的體現。他說：“關於滿洲國問題，如您所知，由於中國方面堅持不承認該國之態度，因而產生種種糾紛。又因日本承認滿洲國獨立，甚至不惜退出國際聯盟予以支持，與上述中國方面之對滿態度經常發生齟齬，爲此逐漸累及日中直接關係。坦率而言，軍方此際亦切望中方進而採取承認滿洲國之行動。”並且提出，如果中方認爲承認“滿洲國”完全不可能，那至少應“爲避免因不承認滿洲國所產生之各種矛盾糾紛，中國方面應採取某些實際措施”。除公開的表述這種維護侵略利益的論調外，廣田弘毅還令外務省東亞局專門制定新的對華政策，此即東亞局1935年7月2日草擬的《對華新政策草案》。
中國國民政府對廣田弘毅的態度，仍是妥協中保留一線希望。駐日大使蔣作賓回國述職完畢後於1935年8月30日返赴日本。蔣作賓向廣田弘毅傳遞了中方當時的態度——仍以2月26日王寵惠向廣田提出的三條爲基本原則，即(1)中日兩國應相互尊重對方在國際法上之完全獨立;(2)兩國要維持真正友誼;(3)今後在兩國間發生之一切事件，應以和平外交手段解決之。同時，對這三個原則又進行了補充說明：“蔣介石委員長認爲，如實現上述三原則，中日兩國即成爲真正朋友，上海與塘沽停戰協定以及華北事件協定已無必要，因此希望予以取消。其次關於滿洲國問題，蔣意雖不能承認該國之獨立，但在目前可暫時擱置不問。如日本實現上述三原則，並且同意取消上海協定等項，中國亦將使經濟合作之洽談易於進行，蔣委員長在不損害中國主權之前提下，不僅準備答應上述洽談，並根據中日親善工作之進展情況如何，爲‘共同之目的’亦準備進行軍事上之商談。”可見，國民政府的態度是，如果日本能放棄對華北的侵略，那麼，國民政府則可以默認“滿洲國”的存在，並且可以與日本進行經濟乃至軍事上的“合作”。這種有損主權的退讓卻仍不能讓廣田弘毅滿足。
廣田弘毅在與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合議後，最終提出了一個“對華三原則”，內容是：(1)“使中國方面徹底取締排日言行，擺脫依賴歐美的政策。同時採取對日親善政策，並付諸實行，進而就具體問題，使其與帝國合作。”(2)“雖必須使中國最終正式承認滿洲國，當前則應使中國在事實上默認滿洲國之獨立，停止其反滿政策，至少在與滿洲國毗連之華北地區須與滿洲國之間進行經濟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3)“鑑於來自外蒙等地赤化勢力已構成對日滿華三國共同之威脅，應使中國方面爲排除上述威脅，在與外蒙接壤地區，對我方所希望之各種措施給予合作。”這個“對華三原則”就是臭名昭著的“廣田三原則”。爲了保證“廣田三原則”的實施，廣田弘毅還下令制定了一個《附屬文書》，要求外務省、陸軍省和海軍省“應保持密切聯繫”，最終達到“操縱華北地方政府，使它昇華”之目的。
“廣田三原則”實質就是要求中國停止抗日活動，接受日本的侵略“提攜”，承認日本對華北的權益，並要最終承認“滿洲國”存在的“合法性”。1935年10月21日，蔣作賓將中國方面的意見交給廣田外相，其主要內容是：(1)中國向無以夷制夷之意。今後，爲實現兩國親善關係，中國在與各國關係方面，不做排除或妨害日本之事。(2)對滿洲不能進行政府間交涉，但對該地方現狀，絕不通過和平以外之方法挑起事端，並將考慮保持關內外人民經濟聯繫的方法。(3)中國關於防止赤化已做出最大努力，赤禍已處於無須憂慮之現狀，關於在北部一帶邊界地區如何防範赤化問題，如日本完全實行以前中國方面提出之三原則，中國將在不損害中國主權與獨立原則下，協商與此有關之有效方法。
從1935年9月初至11月底，廣田弘毅多次與中方大使交涉施壓。另一方面，日軍在華北地區不斷挑起事端，製造緊張氣氛。10月20日，日本特務策動了香河縣漢奸暴動;11月25日，日軍又扶植成立了以漢奸殷汝耕爲首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關東軍也不斷地向平津地區增兵。
在日本的軍事、外交雙重威逼下，蔣介石從“攘外必先安內”的“大局”出發，採取了妥協、投降的政策。11月底，蔣介石向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表示：“對前述三原則，本人完全同意。”並於1935年12月18日，組織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以迴應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該委員會可以獨立處理河北、山西、察哈爾以及平津的一切政務，實質上是一個半傀儡式的政府機構，通過它，日本政府達到了入侵華北的目的。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廣田弘毅得寸進尺地要求國民黨政府承認日本在華北的既得利益。1936年1月21日，廣田弘毅要求駐華大使有吉明按《處理華北計劃綱要》的要求，配合軍部在華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的活動。雖然對於“廣田三原則”的正式承認問題由於11月1日汪精衛被刺事件暫被擱置，但從蔣個人的表態以及國民政府的實際行爲上可見，廣田弘毅的侵略目標實際上已基本達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