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中戰爭爆發以前的動盪期內，廣田弘毅作爲外相、首相，長期執掌着外交的輪舵。廣田外交是否沒有錯誤呢?
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1933年(昭和8年)9月，廣田作爲內田康哉的後任就任外相職務。當時，外務次官是重光葵，歐美局局長是東鄉茂德。廣田提倡國際協調，促進了日中關係的改善。但是1934年4月，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的“天羽聲明”又重新引起了事端。
“爲了維護東亞的和平和秩序，日本當然會單獨行動。中國如果使出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的有違東亞和平的手段，日本必須給予打擊。”
這可以說是“亞洲版門羅主義”，世界各國將其看成是主張國際協調和親英美主義的幣原外交的方向轉換。
1935年(昭和10年)1月，廣田在衆議院全體會議上闡述了日中親善論，聲明“我在任期間，戰爭絕不會發生”。5月，他把駐華公使升級爲大使。
同年9月，來日的英國特使就日中配合進行中國通貨制度改革一事探詢廣田的意向，但廣田面呈難色，結果喪失了日英中合作的可能性。這一年，大力開展華北工作的日本軍部對英國主導的通貨改革也表示了反對。
10月，日方向中國國民政府提出了“取締排日活動”“事實上承認‘滿洲國’”“共同防共”等內容的“廣田三原則”，然而這並沒有帶來日中關係的改善。
廣田外交同提倡與英美協調的幣原外交是否存在着共同之處呢?據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北岡伸一介紹，廣田的所謂“和諧外交”“缺少實質性內容”，廣田大多采取“拒絕歐美參與的態度”，說起與幣原外交的相似性，幣原本人則說是“似是而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