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南宋覆滅，讀書人紮根書院，元朝統治者如何瓦解宋遺民的倔強筋骨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1279年元滅南宋,崖山之役讓南宋漢族讀書人傷心欲絕,對蒙元恨之入骨，卻無力阻擋。江南地區宋遺民身在元土，心繫南宋，很多讀書人和文化名人紛紛選擇不仕元朝，不做‘貳臣’，紛紛加入興復書院的隊伍，在書院裏繼續講經論道，避開現實的煩惱。
面對南宋讀書人的非暴力不合作態度，元朝統治者沒有選擇鐵騎橫掃，反而對宋遺民興建學院，講學論道之舉大力扶持，予以保護，整個元朝書院的發展也是如火如荼，並從南方興盛到了北方。那麼元朝統治者爲何放棄武力征伐而採取這種溫柔的方式呢?其實元朝統治者這麼做是有着更長遠地考慮，後面會說到，我們先來看下宋遺民創建興復書院的歷史背景。
一、宋遺民建書院，以延續“聖賢一脈”爲己任，書院成南宋廣大知識分子精神寄託之地，生活上的救濟所。
1、宋遺民抗拒元朝，文弱書生保家衛國，創建書院不忘文化傳承
元代初年，蒙元統治者雖然將南宋收入囊中，但南宋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並不認同這個異族建立的政權，即便它武力天下第一。這些文化人將自己視爲宋朝遺民，不願與新政權合作，只認趙宋爲君父之國，忠孝節義、精忠報國思想更是深深印入了宋遺民的心中。在國家存亡之際，很多知識分子甚至學生都擔負起抗擊外辱的責任，明知不可爲，也要上刀山下火海。
嶽麓書院師生抗擊元軍入侵最爲壯烈，1275年，元軍圍困長沙，學生堅持讀書，不廢學業;元軍攻城戰鬥激戰正酣，嶽麓書院數百名師生，放下書本，與宋朝軍民一起守城;城破後大多自殺殉國，寧死不降，表現出極大的愛國精神。但宋朝軍隊都阻擋不了的蒙元鐵騎，何況是讀書人,他們或選擇殉國，或落髮爲僧，或遁入山林隱而爲道。而一些南宋士人、忠義之士選擇非暴力抗元之路，堅持做宋朝遺民，不與新政權合作。
相當一部分宋遺民沒有忘記文化傳承，將滿腔悲憤化爲一種責任，將華夏文明繼續下去的歷史使命，他們紛紛開辦或重修書院，教授生徒，倡明理學，以延續“聖賢一脈”。
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宋遺民紛紛重修遭戰火毀壞的書院或重新建立書院。有的自任書院山長(山長是書院主持或主講教師)，有的邀請德高望重的人來擔任山長。宋遺民隱居辦學，教授生徒，捐田千畝以贍之，面對元廷屢徵不仕，有的即使書院被毀，繼續移往他地，教學授徒不輟。如浙江衛富益堅持強烈的非暴力不合作政治立場，書院遭到暴力摧毀，因爲有一定經濟實力，其節義操守對民衆具有道德感召力，遷居講學照樣興盛。
2、宋遺民書院比官方書院的自主性更強，學術氛圍濃厚，教學水平高，學習目的純粹。
宋遺民書院繼承與延續了宋代書院的講學傳統，比官方書院的自主性更強。宋代書院是學者著書立說、創立學派的場所，學術氛圍濃厚。江南宋遺民書院經過了戰火洗禮，無論是重建和新建的宋遺民書院依然保存着宋代書院具有的講學傳道之風。
宋遺民書院處理書院大小事務有極大的自主權。比如書院山長的人選，就是由創建人自己確立的，不需要經過官方的任何許可;書院師長的聘任，根據書院自身發展需要，或聘請，或自任講席。宋遺民書院也沒有官方書院中的錢糧官，書院經費及具體運用幾乎都由創建者、山長自己掌控。並且，宋遺民書院可根據各自管理的需要制定各種學規、院規等規章制度。
宋遺民書院中講學教授的內容也相對自由。幾乎沒有固定的教材，講學教授內容完全取決於師長個人的學問愛好和人文修養。教授形式也更加隨意。有的書院甚至可能以類似詩社、師生吟詩唱和成爲主要的教學活動。同時，書院師長的理想和性格氣質，也影響着書院生徒的日常生活。
如金門儒士丘葵，著名理學家朱熹的四傳弟子，爲學造詣深厚，享有“泉南名賢”美譽，還曾與謝翱、鄭思肖兩人並稱“閩中三君子”。入元深自韜晦，拒不入仕，受他的影響，有元一代，金門地區沒有一人應科考，也沒有人爲元臣。由此可見，宋遺民的理想和他們特有的氣質，使宋遺民書院具有更加獨立的性質，宋遺民興辦的書院學習目的更加純粹，學術氛圍比同一時期的官方書院要濃厚得多。
學術氛圍好也離不開雄厚的師資力量，宋遺民吸收了一批南宋著名儒師及其門生，特別是山長的水平很高，據《宋元學案》記載，當時著名的山長有魯齋書院的同恕、明經書院的胡炳文、景星書院的黃澤、雙溪書院的趙介如、道一書院的程紹開、齋芳書院的唐良驥和金履祥、稼軒書院和的程端禮、文靖書院的歐陽龍生、高節書院的祝蕃等等，這些著名儒師在書院中自由地論道講學，活躍了元初的學術氛圍，也聚集了大批知識分子，其教學水平是比較高的。
3、書院爲廣大宋遺民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精神交流場所，心靈上找到了可以寄託的港灣
南宋滅亡令當時的知識分子痛心疾首，卻又無力改變，只好一方面選擇不與元政權合作，另一方面尋求對痛苦的解脫，渴望一個精神上可以寄託的港灣。
很多宋遺民想到了書院，江南地區宋遺民書院的出現不僅是爲了傳道受業解惑，還爲大量的宋遺民提供精神交流的機會，在這裏他們一起追憶先賢足跡，共勉遺民生活。從書院的創建者到邀請來的師長，再到前來求學的人，大多認同遺民身份，他們擁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民族大義，有着相同的氣節、趨同的價值取向，讓他們可以在這裏盡情地吟詩作賦，直抒胸臆。宋遺民書院成爲宋遺民心靈可以寄託的港灣，精神上家園。
他們的詩作很多是抒發亡國換代的悲憤，充滿了愛國、懷舊的情懷。如江西廬陵的鳳林書院，署名爲“鳳林書院”的編者曾選輯了一本頗具遺民意味的詞集—《鳳林書院草堂詩餘》。其中收錄的文天祥《沁園春·至元間留燕山作》、鄧剡《浪淘沙》、劉辰翁《蘭陵王·丙子送春》、羅志仁《虞美人·淨慈尼》等詞，無一不體現國破家亡的悲傷，抒發懷古感今的感情，在宋遺民中引發共鳴。
很多宋遺民認爲在書院講學授業，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專心於講學明道，是落實對“聖賢一脈”的傳承。
他們認爲：“蓋知異族之侵擾橫暴，必不可久也，故教後學，勿以當前進取爲功，而以潛藏待時爲用，使深蓄其力以待剝窮必復之機，則於人心亦不無小補”。
宋遺民深信異族之侵擾橫暴不會長久，他們要做到維繫斯文，有功於“聖賢一脈”的傳承，把理學家的學術和理想加以發揚光大，也替異族統治下的漢人保存了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就是他們書院講學的價值所在。
4、民以食爲天，宋遺民書院也是廣大宋遺民物質上的救濟所
宋遺民在書院找到了精神寄託，並且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生活上的困境。元朝初始對科舉不重視，中斷科舉取士近四十年，使讀書人仕途嚴重受阻，也嚴重打擊了部分讀書人的積極性。
蒙元政權不信任南人，對江南儒士實行民族防範，限制他們掌握權力，害怕其威脅蒙元的統治地位。這使得原先以考科舉做官爲業的儒士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儒士被迫自己想出路，解決吃飯問題。而書院的存在，不僅可以維繫斯文，在書院任山長或講學都有一定的薪俸，對於貧苦的讀書人來說就可以維持生計，餓不壞肚子了。
二、元統治者爲什麼沒有對宋遺民的不合作態度強硬鎮壓，逼迫他們入仕與元朝合作，反而支持宋遺民書院的建設?
對於宋遺民入元不仕的不合作態度，元朝統治者沒有選擇強硬鎮壓的方式，而是出乎意料的加以扶持保護。馬背民族也知道馬上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難的道理，爲了長治久安，蒙古貴族推行“漢化政策”，尊崇理學，力圖支持書院建設， 緩解民族矛盾，利用包括官學、書院在內的學校系統，化解遺民的反抗情緒，同時通過時間的推移進行滲透，改變宋遺民的不合作態度併爲統治者所用，事實證明隨着時間的推移，元統治者成功了。
1、元政權在戰爭期間就注重籠絡人心，防止戰爭對書院的破壞
爲了與南宋朝廷爭奪士民民心，還在戰爭年代，蒙古統治者就注意保護文化教育設施。
早在窩闊臺七年(1235年)南下“伐宋”時，蒙元政權就注重籠絡南方士人，對書院採取了保護髮展的政策。楊惟中、姚樞等儒臣即着手網羅南方學者，收集理學著作，在窩闊臺十二三年間(1240-1241年)，創建太極書院於燕都(後來元首都大都，今北京)。太極書院供奉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遊酢、朱熹六位理學名臣“配祀”，將在江淮一帶所收集的理學典籍貯藏於其中，並刻《太極圖》、《通書》、《西銘》等理學名著於四壁，聘請江漢名儒趙復等主持講學。
元朝滅宋戰爭中，爲了防止戰爭對書院的破壞，中統二年(1261年)六月，忽必烈下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讀，違者加罪。”“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騷擾”，對書院等文化教育設施加以保護。有事實表明，元軍在作戰中也確實執行了保護書院的詔令。
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二十七日，元軍進入集慶(今江蘇南京)，“平章阿珠(即阿術)佔居明道書院,軍士畀棄聖像野中。書院儒人古之學等詣承相淮安王前，告給榜文，還復書院房屋租產，招安秀才。當奉鈞旨，令書院依例復舊。由是，諸學弦誦不輟”。
也就是說，在嚴酷的戰爭中，元統治者也沒有以駐軍爲由，聽任軍隊在書院宿營，而是“當奉鈞旨”，“招安秀才”，“令書院依例復舊”，講學不輟。
然而戰爭殘酷異常，深受理學薰陶的南方士人，多具民族氣節，他們進行了頑強的抗戰，加之元兵仍有“屠城”遺風，忽必烈的保護政策難免成爲一紙空文，有很多書院在統一戰爭中遭到破壞。天臨路善化縣的湘西書院、嶽麓書院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被元將阿里海牙夷爲瓦礫，10年後才得以重建。郴州路興寧縣的觀瀾書院也“厄於丙子(1276年)之變，井湮室圮”，破壞則更爲嚴重。另外，靜江路、潮州路、衡陽路、龍興路等南方各地書院都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戰爭中遭到了嚴重的或完全的破壞。
2、和平時期，元初統治者鼓勵和扶持書院建設，緩和民族矛盾及試圖化解宋遺民不合作情緒，通過行政手段逐漸滲透和控制書院爲其統治服務
元初，廣大漢族讀書人，雖然放棄了武力對抗，但從心理上排斥異族統治，尤其是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明顯落後於漢族的蒙古人的統治。他們視入仕元朝爲奇恥大辱和不忠不節，於是就趨避田園，歸依山林，或教授生徒，對元政權採取對抗不合作態度。
爲了緩和了民族矛盾，元統治者，特別是忽必烈時期急切需要儒學爲新王朝治理天下服務，忽必烈對儒學極爲推崇，就連元帝國名號都來自儒家典籍。至元八年(1271)“建國號曰大元”，詔書中明確解釋“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表明忽必烈有意行漢法、興文治。
全國統一後，元統治者重申對書院的保護政策，並且延續幾代而不變。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接受江南奉使徹裏的建議，下令江南官府佔有的學田歸還學校，制止以“理財”爲名變賣學校和書院學田。
《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載:“成宗即位(1295年)，詔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贍學土地及貢士莊田，以借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廟宇。”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又詔令:“各處的廟學書院房舍裏，不揀那個官人、每使臣、每軍人、每休安下者，休斷公事、休做筵會者，休造作者，系官錢物，不揀甚休頓放者。屬學校的田地、水土、貢士莊，不揀是誰,休爭佔侵犯者。”以保持書院經濟上的穩定，同時又因勢利導鼓勵地方人士辦學。
由於元至元、大德、至大年間出臺了一系列保護和扶持書院的政策，宋亡後一度疲敝的書院進入了新一輪的繁榮，宋遺民在書院中講授程朱理學，這與元政權“漢化”方針的要求相一致，因勢利導，進一步提倡和鼓勵創辦書院，還緩和了民族矛盾，這方面元政府還是樂意“成人之美”的。
由於元統治者的扶持和倡導，書院也開始向北方地區的推廣，這也是元朝書院的一大特色，與科舉取士有密切的聯繫。科舉取士南北配額傾向於北方，按《元史·選舉志》載，書院諸生可以參加科試，而皇慶初年恢復科舉考試時規定，北方的中書省及河南、陝西等行省取士額要比南方各行省高很多，這促進了北方書院的大發展。
如延佑年間全國新建13所書院，北方地區就有屬於今陝西、河南、山東三省的性善、歷山、洛西、伊川、魯齋、渭上、學古等7所，佔總數的53.8%;泰定年間新建8所書院，其中北方就有屬於今山西、北京、陝西的諫議、晉山、 涑陽、雄山、橫渠等5所，佔總數的62.5%。北方地區書院發展迅速還與元朝占主導地位的蒙古、色目等少數民族士人蔘與書院建設有很大關係，也是元朝書院向北迅速推進的重要原因。
無論是扶持南方書院還是北方書院，元統治者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逐漸滲透和控制這些書院爲自己的統治服務。怎麼控制?元朝有如下規定：“書院山長與學正、學錄、教諭、教授一樣，正式列爲學官，其任命或“受禮部付身”，或“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並一體任轉遷升。書院生徒也享受各級官學生的同等待遇，“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於是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可見元統治者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將宋遺民的入元不仕轉變爲元朝的一份子，爲己所用。
元初對宋遺民創建的書院，一律予以承認，將書院等視爲各級地方官學，授以山長之職。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明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
這意思就是說，有能力的或有熱心的人，都可以創辦書院。即使沒有申報官府，就私下創建了書院，官府也一般不聞不問。這與元朝中後期越來越嚴格且繁瑣的書院創建審批程序形成鮮明的巨大反差。
元統治者對書院的支持，不僅保證了書院生源和正常教學活動，也沒有持歧視態度。仁宗皇慶年間，恢復科舉後，書院生徒可與州縣學生一起參加考試，更可堂而皇之入仕。不僅如此，還特別“恩賜”那些六七十歲的參加會試的老“遺民”下第舉人任書院山長，入官食祿，最後變“宋遺民”爲“元臣民”，穩固其統治。
元統治者對書院的扶持政策是比較成功的，漢族士人多經不起元廷的軟磨硬泡，多數最終走入仕途。瀏陽人歐陽龍生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試國學，以《春秋》中第。世祖至元中，侍父還瀏陽，左丞崔斌召之，以親老辭。後薦爲文靖書院山長，遷道州路教授卒。”
可見一些宋遺民從隱居不仕，到被委任爲山長復出，走向仕途，最後成爲統治者的一分子，這並不是個例。
《元史·董文炳傳》也稱:“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
全國基本都是這樣，隨着時間的推移，元統治者的和平演變瓦解了宋遺民的不合作態度。從開始准許宋遺民創建書院講學，滿足其懷念故舊的“遺民心態”，實際上是以學術自由來緩解政治上宋遺民普遍的反抗不合作情緒，然後又將山長納入官僚體制，通過行政運轉如升遷調動等來控制書院領導人，將書院山長轉化爲“自己人”，防止書院的自由發展成爲有一定勢力的羣體，進而對元朝統治產生不滿和威脅，而元統治者對書院的控制最有效的途徑是書院的官學化。
三、書院的官學化趨勢和宋遺民書院的衰落凋零
前面說到元統治者對宋遺民書院是扶持的態度，但專制集權的元統治者不可能讓書院這樣一個有着重大影響的教育機構，長期遊離於集權統治之外的。對書院的政策也由元初的任其自由發展以緩和民族矛盾，到逐漸向書院滲透官學因素，向書院委派山長或任命創建者爲山長，設置錢糧官管理書院經費等來控制書，又與科舉考試配合，以功名利誘招納宋遺民歸附，變爲統治者的“支持者”。
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宋遺民書院自身由於書院經費緊張、宋遺民年邁或謝世等原因，一部分書院走向衰落，而一部分書院爲了生存發展只得向着官學化的方向發展。
此時宋遺民對待元統治者的態度也分爲了兩派，一派是堅定的抗爭者，例如衛富益、劉君舉等，他們不忘亡國之痛，屢薦不仕，至死不與元政權合作，以布衣講學終老一生，民族氣節值得敬佩。
另一派如歐陽龍生、黃澤，先以遺民興學民間，後被元統治者任命爲書院山長，並轉升學正、教授等職，食元之祿，由當初的宋遺民，變爲元代的學官，這一派佔遺民的大多數。正所謂此消彼長，隨着元統治者傾向於官辦書院，宋遺民書院逐漸走向凋零，官辦書院發展勢頭迅猛。
由於元統治者主導書院官學化，官辦書院發展極盛。《日下舊聞》稱:“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史志記載中，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408所，堪稱興盛。元廷通過任命山長、直學等，直接控制書院的內部事務。
書院的官學化服務於元統治者，書院失去其獨立性，元統治者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從源頭上杜絕了書院遊離於元朝統治者之外的可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末年，無論是官府還是民間，創建書院變得越來越困難，沒有五六年時間拿不到申請批覆，而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報批程序複雜嚴格。
元朝初年，爲了爭取宋遺民，元統治者鼓勵創建書院，只要有能力有才學有熱情的人都可以創建書院，元廷還設官賜額進行拉攏，收買人心。隨着元統治的穩固，情況發生改變，興建書院不是誰想建就能建的，需要申報創建書院的公文需經縣、州、府、廉訪司、都使者、路、行省、宣慰使、中書省、吏部、禮部、集賢院、國子監等各級職能部門審查覈準，逐級上報，待批准之後又要次第返回，其間是一個漫長的歷程，甚至還要通關節打點走後門，因此，拿到批文並不容易。
以紀念孔子誕生的尼山書院爲例。至順三年(1332年)，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孔思晦，決定修復尼山祠廟，置官奉祠，擴建成尼山書院，並推薦江西臨川人彭璠爲首任山長主持院務。爲此，他具文向中書省報告。從至順三年(1332年)動議，到至元二年(1336年)，前後歷時五年之久，因爲禮部尚書、中書左丞的大力支持，才最後得到批准，這還是朝廷有人支持和關照，沒有權勢和關係連想都別想。
批准創建書院後，還要委派山長，並將其納入學官體制，山長的任免權掌握在禮部、行省、宣慰司手中，政府通過山長可以控制書院的內部事務。
元統治者除了掌控書院的人事管理，還控制着書院的經濟命脈，通過設立“直學”錢糧官、提點錢糧等專職官員將書院所有的產業掌握手中。
當然書院的產業，除了官府撥置之外，還有士民官紳捐置、書院自置等其它來源。不過，無論其田地產業來源於何處，皆由“直學”掌管出納。“直學”的職責是“掌管學庫、田產、屋宇、書籍、祭器、一切文簿，並見在錢糧，凡有收支，並取教官、正、錄公同區處，明立案驗，不得擅自動支”。“直學”又有稱作“錢糧官”、“提點錢糧”的，正是通過這樣一些官職，元統治者將書院所有的產業掌握於手中。
綜上所述，元初宋遺民秉持“春秋大義”不仕元朝，醉心於創建書院講學傳道、著書授徒以保持氣節。元統治者知道採取強硬手段只會激化矛盾，不利於收買人心，轉而扶持書院的建設，並設法控制，爲己所用。元統治者爲了達到滲透並控制書院的目的，通過委任山長，發展官辦化書院，掌控書院的人事管理，控制書院的經濟命脈等措施，將書院這一文化教育組織牢牢掌控，對書院的扶持，在客觀上也使書院這一文化教育組織得到蓬勃發展。官辦書院的發展最終瓦解了宋遺民的不合作態度，隨着時間的推移，宋遺民學院因從業人員年邁或謝世、經費緊張等原因逐漸衰落凋零，而元統治者倡導的書院官學化，讓“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面對元統治者的軟硬兼施，宋遺民最後大多食元祿而效力元朝，元統治者最終達到了化解消除宋遺民抗拒元朝的不合作態度，瓦解了宋遺民不仕元朝的倔強筋骨，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